他一边注视着民国成立后的中国社会，一边自问“共和国”真的成立了吗？并为实现真正的“共和国”而继续探索。在这一背景下，又由于自己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经历，仍存在着民族危机感。他在金陵大学期间，与王阳明的思想产生共鸣，尤其是为王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所倾倒。这种思想认为：“天理”就在人的本性之中，所以，人的本性是至善的。“理”是内在标准，理在人心，理即良知。对内讲求于理，这就是“致良知”。而“知行合一”则是以上的综合统一。陶学习这种思想即把人们进步发展必然要求的“共和”价值为主体，对外能发挥其价值，希望把中国变革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此时，陶就认定，人是进化发展的主体，环境又可促进人们的进步与发展。他在吸收和解释王阳明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进化论等西洋思想。从陶在学生时代把名字文濬改为行知这一举动就可看出陶对王阳明思想的研究是相当之深的。
在上述思想形成过程中，陶为给国民展现“共和”的价值，促进“共和国民”的自我形成，大力开展有关宣传活动，结果之一是，由此而作出日后攻读教育学的决定，即金陵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66]。而且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杜威理论的过程中，仍然站在自己是中国人的立场上予以认识和吸收。
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活动与教育以及他那尚未成熟但异常炽热的思想意识，是决定以后的人生及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由此出发，不难发现，它与日后经历各种摇摆、彷徨、飞跃和断绝，并在主体处于紧张关系的时代状况下所形成的陶行知教育思想有着内在的关联。
第二章 陶行知教育思想之根基——金陵大学时期对王阳明思想的解释与吸收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教育家。他出生于安徽省。金陵大学毕业后，于1914年赴美就学于伊利诺伊大学。后又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1917年归国后，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介绍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后来，辞去职务，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运动，毕生在野。随后，创建晓庄师范学校（1927—1930年），培养农村教师。提倡手脑并用的“工学团”运动（1931—1936年）。1939年创建以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为目标的育才学校。抗战胜利后，又致力于以培养建国力量为目的的社会大学（1916—1947年）。在这一过程中，创始了小先生运动。“工学团”时期，与日本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小学建立了交流关系。
如果把陶的教育思想称为“生活教育”，那么，就可以分析出其存在形态的本质是“动”。以此为基础，通过相互交流个人发展的生活，作为抗战建国主体的人民就能形成集团，从“文濬”到“知行”，从“知行”至“行知”的更名过程，表达了他重视行动的思想演变。
陶逝世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被某些人批评为“改良主义者”。但在1981年纪念他诞辰90周年时又恢复了名誉，高度评价他是人民的教育家。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仅仅是开端，在诸多研究成果中，回忆录的形式占多数，而其思想分析及理论研究在质量上尚有不足。
在日本，斋藤秋男先生为陶行知研究做了一系列工作。斋藤先生认为，对陶的研究，应以他在美国留学师从杜威为其思想出发点，在接受和克服杜威理论的模式中抓住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脉络。在这一模式中，所谓的接受和克服是难以抓住各个毫无联系的过程的。如果把“民族土壤的回归”视为陶自身的主体因素，并作为联系媒介来认定，那么就可以抓住陶行知内在的思想形成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