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中最先去美国留学的是容闳。他1847年去马萨诸塞州，在一所学校里学习。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从此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留学生政策。1871年在容闳的建议下，上海设立了留美学生预备学校（美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次年开始至1875年，以13、14岁为中心，年龄限制在10～16岁之间的少年，每年30名，共计120人，派往美国，攻读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船政和军政。可是学生的生活状态渐渐美国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限制，特别是迫于那些唯恐失去了传统价值观的保守势力的压力，清政府于1881年采取措施，要求所有留学生回国，这就使得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受挫。再度开始赴美留学是在20世纪初，义和团爆发是清政府重新改变政策的一个转折点。[134]
20世纪初的中国，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经过中法战争（1884年）、中日战争（1894年）和义和团事件都败给各国列强，沦为半殖民地，这一过程，迫使清政府为维持、强化自己的体制而采取了培养人才的政策。1901年形式上废止了八股文，实行以实用为主的科举制，1904年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设立新式学堂和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等，都是改变政策的象征。而且这个改革带有强烈的日本近代化意识，在教育制度里强调“规范”，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的“立学总义章第一”[135]里有如下的记载：
“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初等小学堂为教成全国人民之所，`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
这是以日本1872年（明治五年）“学制”的附属文件“被仰出书”为样板的。
随着培养人才政策的改变，政府方面对留学也有了奖励，从而使留学日本的热潮高涨。废止科举制的次年1906年，约有八千人去日本留学。[136]但这一留学强烈地带有弥补中国国内教育制度之不足的倾向。随着国内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日本的留学热也渐渐消退，而又再度出现留学美国热潮的倾向。
虽然留学美国受到重视，但正规地派遣留学生还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政策和兴办教会学校起了很大作用。1908年5月，美国联邦议会退还一部分义和团事件的赔款，决定将它用于中国的文化事业，特别是用于派往美国的留学生。中美两国政府的协议结果是，从1909年起连续四年，每年100人，从第五年——1929年开始，平均每年派50人赴美留学。中国方面基于此协定，初步建立了公费留学生的派遣制度。从1909年开始派遣留学生。与此同时，为了公费留学生的预备教育，在北京设立清华学堂。[137]从1910年起，在全国招收优秀学生，对他们进行美国式的教育，然后派往美国。[138]另外，教会学校也积极地将毕业生派往美国。随着这种趋势的出现，1910年以后的美国迎来了中国留学生的最盛期。陶行知1914年夏毕业于金陵大学，恰置赴美留学热的**。
陶行知1909年进入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1911年作为改组后的金陵大学文科第一期学员，进入该校。金陵大学是一所由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两所教会学校合并而诞生的新教徒的教会大学。1911年被纽约州教育局认可。正如上述，美国的教会学校积极地把毕业生送往美国留学，金陵大学也不例外。在金陵大学的招生广告上有如下一段记事：
“1911年受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州教育局认可后，海内外人士前来入学者不胜枚举。所开学科，除遵照教育部所定课程之外，还有纽约州大学局的规定课程。中文翻译，……毕业后可取得文学士及医学博士学位。并可进入西洋的专科学堂。”[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