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点，即陶行知如何解释杜威的理论，同时又如何采纳它，陶的思想主体与他本人的自立性、主体性等有关情况，是这种模式所无法解释的。于是，结局又回归到与这个模式前提相关的问题上来。它没能抓住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的原有方式，而是作为“民族土壤之回归”的方式，这样一来，他就必然未能涉及克服什么以及如何克服等具体问题。
阿部洋先生的论文依据客观资料指出了这个问题的不足之所在。在阿部洋的这篇题为《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围绕资料调查》[128]的论文中，新发现了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期给院长J.E.罗素的信件[129]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主要内容详见阿部洋的论文）。其中对陶的思想分析最有关系的是，陶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的思想，不是赴美留学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形成的，而是赴美之前，在金陵大学时代就早已有之的。在金陵大学读书时，为了实现真正的“共和国”而开始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并暗下决心，要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教育学。这是陶自己讲的。这一发现对于研究陶行知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陶的自述证明，在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在金陵大学时期，他的思想形成和赴美留学的关系。陶行知以“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贡献”的理想为抱负，进入金陵大学。学习期间，爆发了辛亥革命，成立了中华民国。他置身于这动**的社会之中，迫切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由此而形成自己的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他边接受金陵大学哲学、心理学系教师亨克（）的指导，边以王阳明的思想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把“共和”的绝对价值内在化，使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它。意识到自我改变，再将此价值向周围波及，就可建立真正的“共和国”。这个道理是渊源于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理论。这种着眼于人的内心认识，也许是陶读了基督教教义而受其影响吧？[130]陶让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身上体现着“共和”的绝对价值，并以此作为自我变革的手段。由此可见，他已开始注意到教育的重要性。其结果导致他在金陵大学就读期间就立下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的志向。此处且不谈他去美留学的愿望，但他立下献身于教育的想法却是在美国留学之前就已存在了。而这个想法，通过留学美国又贯穿了他整个人生。这一事实也说明，陶并非照搬原样地把杜威的理论接受下来。金陵大学时代所形成的思想作为他的思想基础，通过同杜威的理论（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互交流，进行了陶行知式的接受和解释。[131]
本文一面立足于以上关心的问题，一面以陶行知赴美留学的学习、生活及课程选择为中心，来进行研究（伊利诺伊大学：1914年9月—1915年夏；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15年9月—1917年8月）。总之，陶行知青少年时期思想形成是如何同美国留学联系在一起的，以及留学又是如何对归国以后他的思想形成产生影响的等，希望拙作在这些问题上能给人以启迪。
第一节 伊利诺伊大学时期的学习
（一）赴美留学之际
1.赴美留学的环境
陶行知[132]赴美留学的动机是他自己思想形成过程的初级阶段。当时，他痛感中国必须马上建立民主政治体制。为使中华民国成为真正的“共和国”，作为一种手段，他开始重视教育学，并在这所教会学校里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的历史、政治及基督教教义。[133]可是，伴随着这些主要因素的同时，他感到自己正处于被影响自己选择前进道路的环境包围之中。即一是当时中国派遣留学生政策的动向，二是作为教会学校的金陵大学也在积极地派遣学生赴美国学习深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