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和桑代克的认识方法，是以达尔文的本能概念为基础的。达尔文把本能概念摆在自然淘汰的进化论的基础上，代替过去人类对动物的二分法。以此为桥梁，旨在证明身体结构同行动（=心）的进化。揭示了人类的身体结构和行动的进化之后，也就证实了人类本能的存在。另外，桑代克的有名的S-R强化理论，证明了人以外的动物智能=理性的存在。这样，人类对动物的二分法就被淘汰，本能对理性的二分法就得以成立。
但是，陶所说的本能，取自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在他的思想中，否定了本能先天性的绝对存在，一切来自于理性。换言之，又恢复到实践主体的意识问题上来，其完全的善性得以确立。从这一世界观出发，如果能抓住由桑代克的S-R（Stimulus-Response，刺激-行为）强化理论而产生的控制行动，那么刚好就抓住了实践主体的善性意识。陶以海仑克楼（HelenKeller）为例叙述如下：“海仑克楼虽其耳目口舌失其作用，而心思犹存，且外尘不染……此后竟能通数国文，且能演说。”[124]
这里所讲的海仑克楼是通过沙力方夫人的教育，发现了自己的本性=悟出“心思”，确立了通过实践而发展的人类的完全善性。
例如，陶在研习杜威理论的时候，如果杜威已认识到应实现“民主社会”的话，那么就会以“民主社会”作为先验的前提，并与通过适应“民主社会”而改观的人类经验、行为的学说相对应。而陶的适应则是，自觉地把“民主社会”的内在实现当作寻求人类本性的论据来理解，并且通过这一发现来摆正自己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后来的几年里，当陶注意到这一点时，就有“行是知之始”的认识，并说道：“他（指杜威）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125]
第三章 关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与生活的若干考察
前言
陶行知是中国近代，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对民族解放、促进个人意识的形成起很大作用的教育家。迄今为止，在日本研究陶行知，起先导作用的斋藤秋男先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126]斋藤先生分析陶行知思想形成的特点是把陶赴美留学，师从杜威，看作是陶行知思想的出发点，并把他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对杜威理论的接受和克服，加以模式化，使人易懂；把“民族土壤之回归”作为陶行知自身的主体因素，并以此为联系媒介，从而揭示了陶行知内在的思想形成过程。
这一模式表示出斋藤先生置身于战后日本教育改革之中，从“占领”期的改革开始，寻找真正的自主改革。在探寻其主体形式时，斋藤先生又与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方式相关联，对探寻战后教育的“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127]
但是，这一模式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模式以“欧洲和亚洲”的两分法为基点，通过“亚洲”而产生的对“欧洲”的内在克服这一近代史认识，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此情况下，所谓“欧洲和亚洲”的两分法，并非差异之区分，只是价值排列的两分法。而通过“亚洲”所产生的对“欧洲”的内在克服，则成了一种预定的论题。依此就没有必要探寻陶行知是如何接受杜威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以此为起点，以后的克服过程就成了内在的克服过程。因此，在这一模式里，并不是以陶行知赴美留学以前，即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形成作为分析的对象，故而，诸如陶行知青少年时期思想的形成，及其与赴美留学的关系，以及此后陶思想的飞跃和断绝等有关问题，就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来考虑。
第二，在这一模式里，陶接受杜威理论的各种具体方式。陶行知在美留学期间，同杜威接触并受其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陶和杜威有什么样的接触，听了他哪些课等，都不太清楚。把其师杜威的思想作为陶思想的出发点，还缺乏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