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所谓“感”，即“盛世黎民嬉游于光天化日之感”，[90]亦即“悦民”[91]。基于上述的二分法，促动天（本性），完善自我，在实践中完成现实向本性的转变，只有这样才为天职。其被实现的本来面目=主客体统一的关系，即称为“悦民”。
陶确信，在此，人类个人完全以善的面貌展现出来。天——人类个人的两分法，一旦完全同人类个人的内在关系相结合而再现出的人类个人，作为现实世界这一外在关系就被表现出来。陶以“天”这个字眼将人类的本性及现实世界的主宰者展现在人们面前，但这一思想体现出“天”并非是超越者的再现，而是同人类本性的再组合。因此，人类个人并非是受本性驱使的被动存在，而是触动本性并把握它，以此将自我确立为主体，从而形成既认识客体又体现出自我之主客关系的双重结构。因此，陶说“运用人力济天工之不足，以速其和祥之临”[92]。
如上所述，陶抓住人类个人，并从环境论、遗传论的角度来说明个人的现实面目，希望以此将其个人的善性合理化。他说：“人之有惰念，不难芟除之。所可惧者，既由惰而因循，复因循而长惰。习与性成，斯惰之根，牢不可拔矣。”[93]因此由性养成的恶习，“戕身贼体，流毒子孙”。[94]总之，以遗传之形态，流传子孙。
而且这一形态在社会中漫延乃至灭国。陶将这一机制以贪官污吏为例作了以下描述：“贪官污吏，其成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始于天性遗传之不良，继之以家庭教育之不良，继之以塾师教育之不良，终而入世，又复浮沉于不良之政府、社会中，习与性成，斯一举手而蠹国殃民。”[95]
如果确信人类个人之本性乃是完全的善性，那么未能发现的现实面目问题，必然又归结到个人内在的努力与意志问题上来。陶抓住社会关系、遗传及个人的欲望等，将不可发现的本来面目称之为“自奴”。并有如下解释：“人民脱离强暴之羁绊，未必即能自由也。盖天下之至不可超脱者，有自奴焉！”[96]
因此，陶探寻个人的意志，并实现个人的自我，要求人们做到“致良知”，并正确对待主客之关系。
他说：“故真自由贵自制。天下之至不可忽略者，有公福焉！故真自由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97]
第四节 共和主义、共和精神、共和国
如上所述，陶行知抓住人类个人的问题，使其在改造的过程中，向“共和国”的意识引导。这样，被陶当作理想的“共和国”，指出了探索人类个人自我实现的方向。
陶认为，在实现“共和国”的同时，实现了人类本来面目内与外的两个方面，“自克”“自制”现实面目，以达到“谋求社会之进化目的”。故此，“共和国”一旦成立，必将促进国民的发展。在陶行知这一“共和国”见解未被理解时，他引用了王阳明的“天”的理论，进一步论证了“共和”。
他说：“共和固犹是共和也。金未获而捐弃者，非金之咎，而矿工之愚昧惰怯耳！”[98]于是“共和”在他的思想中，被当作绝对的前提而提了出来，并将它置于人类个人“价值”的源泉位置上。
虽然陶并未将“共和”像天那样被置于超越者的地位，但确实是“共和”乃个人“价值”之源泉、由此正确地发现其“价值”本身，从而抓住了人类个人平等之所在，从此意义中理解到它是超越现实人类的。而且，陶引用进化论，将“共和”应用于人类。他说：“共和者，人文进化必然之产物也。”[99]
所谓“共和”，并非超越人类个人之物，乃是人类发展与进化的必然方向，即使不采纳它，人类个人的本性依然存在。这一发现，即捕捉到完全的善性。因此，人类个人在未实现“共和”的现实社会之中，必须去实现这一目标。陶说：“故当民穷力敝之秋，有人告以某处有金矿，则闻之者莫不争先恐后以趋之。亦犹苦于虐政之民，一闻共和之三大信条，即视为全智全能之神，狂冲纷驰，不惜杀身流血以殉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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