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在提出“工学团”设想的时候，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旧式传统教育学校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做的工与读的书无关”的学校[51]。而“工学团”则可以说是“教学做合一”的“森林似的大学校”。[52]“工学团”是在批判旧的传统教育方式和当时传入中国的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教育方式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试图以“工学团”这一集团的形式去贯彻“教学做合一”的方针，去发掘人民“大众”自身存在的那种“动”力。
陶行知以这种“森林似的大学校”作为基本的形式，“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他指出：“我们在这里所办的虽是一个小学堂，但同时是一个小工场，又是一个小社会。学堂的主要意义是长进；工场的主要意义是生产；社会的主要意义是平等互助，自卫卫人。”“要知道这三种意义是贯彻我们整个的集团的生活”。[53]“唯独集团的生活”可以纠正中国社会散漫之大病，“可以发挥众人的力量来”。[54]在此，陶行知把“大众”世界作为基础，把它作为一个与帝国主义和“少数人”形成尖锐对立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个“大众”世界是一个体现了“共保”价值概念的世界。特别是在“大众”世界的生活面临着下降趋势的威胁时，它具有一种微弱的互助作用。陶行知还认为，在社会处于一种散漫性的状况下，建立自律的“集团”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将互助和自治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能付诸实践的就是“工学团”这个组织形式。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陶行知的思想中，“工学团”是作为一种实体，作为一种封闭式的自我完善的集团来设计的。
陶行知还进一步指出，“工学团”是一种将“工场、学校、社会”相互贯通的集团[55]，能产生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56]。同时，“工学团”在“成长、生产、平等、互助、自卫、互卫”的基础上，还可以形成一种“自觉”意识[57]。所谓“融通”，就是指“工场、学校、社会”三者相互保障，促进“集团”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的是“工学团”以“集团”的形式确保“个人”“生活”的发展，并统一掌握“生活”的双重内容。可以说“工学团”是作为一个“集团”的形式来进行设计的。而且，在“工学团”，人民“大众”这一主题力量内在的“动”得到了体现，人民“大众”的价值也得到了承认。同时，它还重视并促进人们去开拓自己的“生活”领域，增强“生活”的自觉意识。
当“工学团”的这一基本构想形成之后，陶行知提出了“工学团六大训练”。这六大训练也是一种实践的原则，它像“中华民族”和中国教育的三条出路中所总结的那样，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体现“动”的价值的主体力量。陶行知指出“依我看来，中华民族应该同时受六大训练才能渡过难关。这六大训练是：①普遍的军事训练，使人人成为保国的健儿；②普遍的生产训练，使人人成为造富的工人；③普遍的科学训练，使人人能在劳力上劳心[58]；④普遍的识字训练，使人人获得传达思想的符号；⑤普遍的民权训练，使人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人；⑥普遍的生育训练，使人人到了生育年龄可以生的少，生的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59]。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六大训练”中，除“军事”“生产”“生育”之外，还增加了“科学”“识字”“民权”三个方面的内容。“军事”和“生产”的训练则是为了保障“军事”和“生产”的发展而提出的任务。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科学”“知识”“民权”三个方面的内容，这样一来，就有利于促进人民“大众”的觉悟，提高人民大众的思想素质，换言之，就是有利于教育人民以一种新的精神、新的形式来进行“生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