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阻碍了民族资本的成长，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非常缓慢，他不可能去吸收农村不断膨胀的剩余人口[33]。如果按照陶行知设想的解决剩余人口的方法，就是在国内向东三省移民，同时利用现存的工业，每年合计大约能够吸收100万人口。然而，据当时的最低估计，国内每年增长440万人口，因此，这种吸收过剩人口的能力和人口增长的速度比，简直是如同“兔子和乌龟赛跑”[34]。这就是说“工业是中华民族之正当出路，无论多大困难，必须由此出去”。但是，“工业对于吸收农村剩余人口之容量，在外国资本主义高压力未消之前，必不见得像别国那么宏大”[35]。加之“因人口太多，把储蓄的财富都吃光了”[36]，这样就不可能去进行雄厚的资产积累，它成为阻碍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人口过多，“科学教育重讲不重做”[37]，因此，工业发展的视野得不到扩展，高质量劳动力的培养得不到保障。
由于现有的工业不能吸收剩余人口，在这种人口过剩——贫穷——愚昧——人口过剩的恶性循环中，农民“大众”的“生活”确实是在继续下降，加之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更加重了这一下降趋势，因此，农民生活的恶化是和亡国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在陶行知看来，“中国之弱，弱于人多”[38]。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呢？陶行知认为，必须将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的出路和教育应起的作用。第一条出路是“少生孩子”，“中国现代教育者之最大责任是教人少生孩子”。陶行知认为在双重统治结构下造成农民“生活”状况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而支撑这一恶性循环的是农民大众长期存在的旧的价值观。因此，陶行知提出首先要打破和消除农民的这种旧的价值观念。在陶行知看来，控制人口及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就是要在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少数人”统治的同时，重视和发展作为“正当出路”的工业生产。这就是说，提倡“少生孩子”[39]，其目的就是要尽量扼制“生活”水平。“生活”概念包含着双重的内容性，要通过教育尽可能地去发掘农民自身所具有的那种“动”力，并以此为基础，使农民自觉的形成一种“少生孩子”的新价值观，这一观念是在承认“动”的价值，以体现“动”的价值为目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第二条出路是“创造富的社会”，教育的任务是“教人创造富的社会”。[40]陶行知一方面强调控制人口，同时又要求人们去创造一个“富的社会”。在此，他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提出要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与此同时，他还明确指出教育作为一种工具对阶级统治所起的作用。他说，我们“不创造富的个人”，“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只做了创造富翁的工具，以致贫富阶级因教育而愈隔愈远”[41]。在此，他设想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的“富的社会”概念。“富裕社会”的产生是通过中国——一个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静止”农业社会内部的变革，以“中华民族”——一个向“工业文明”“变动”的农业社会为胚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且，陶行知把这个富裕社会作为能够超越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来进行设计的。陶行知将“共和国”的理想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远大前景，而把实现“工业化”作为近期发展的目标。而且，他认为，这个工业化社会应该是克服了西欧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社会，为此，他强调在教育中，应该使人们形成一种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富裕社会”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