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统治结构下，农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日趋下降。本来，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农民的“生活”状态就是在不断地恶化，当“外来势力”渗透到中国统治集团内部后，这种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它“如江河流水与日俱增”。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陶行知所描写的那种“静止”的农业社会＝中国，正处于亡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之中。
（三）“中华民族”的出路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民大众怎样才能从日益恶化的生活状况中，从亡国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呢？陶行知认为，中国当时这种衰败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农村生产力的低下、地主的剥削以及人口过剩造成。支撑这种恶性循环的是农民的那种以“天命”论为代表的旧的价值观。在这些因素中，特别引起陶行知重视并且作为问题提出来的是当时落后、低下的生产力所难以维持的人口过剩。他把人口过剩作为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重要原因。对此，他做了这样的描写：贫穷——愚昧——人口过剩无休止的恶性循环[26]。造成这种恶性循环的是农民中存在的“送子观音”和“土地菩萨”这一自相矛盾的价值观。他指出：“农民一方面生许多儿子，一方面又要保存他的田地。虽然送子观音一来，土地菩萨的领土便要破碎，可是农人要替二神调解。农人是在这矛盾里面挣扎着。”[27]
根据农村的这种状况，陶行知从养蚕、移民等各种可能性中进行考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工业化。他认为“工业是农村剩余人口最自然最有效之出路”[28]。因此他主张“我们要有动的道德，动的思想，动的法律，动的教育，动的人生观”[29]。
当时，陶行知把两种社会进行了比较，即把双重统治结构，由人口过剩导致的自消自灭的“静止”的农业社会和向工业化发展的“变动”农业社会相比，提出了“动”的概念。在和前者价值观的对比中，他设想要提高人民“大众”潜在的力量，要从内部打破“静止”的社会结构，建成一种体现“动”的价值、向工业化发展的农业社会结构。他认为促进、发掘“大众”内在能量的途径是发展教育。他主张以“生活”中的双重内容[30]为基础，通过教育激化农民“生活”中的内部矛盾，使农民有意识地去改变生活，同时使他们具有自己去开拓生活，即去发展并改善自己生活环境的愿望。
在陶行知的实现工业化的这一设想中，他主张要从内部打破“静止”的农业社会，同时，必须使能够吸收现存剩余人口的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陶行知所说的那种自存自灭=亡国的社会结构中，最大的问题是掠夺农民和人口过剩。由于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甚至应该说，在这种掠夺的社会结构中，如果不出现人口过剩，那么，农民“生活”中的自存与自灭就能够维持一点微弱的均衡。但是，作为现实的问题，即使是排除了“外部势力”，也只是对这种双重统治结构起着一种限制作用，在陶行知看来，即使是推翻了这种统治结构，农民都变成了自耕农，在那种自我调剂的小共同体经济中，人会出现到养活不了所有人的人口过剩状态[31]。由于这一原因，可以说新的阶级分化是必然的[32]，至少它能够使吸收过剩人口的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