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普及运动中，陶行知所设想的方式和途径是创办“工学团”。陶行知把“工学团”作为向工业化迈进的基础，作为“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基本模式[11]。在晓庄师范时代的组织论中，陶行知倡导的是“生活”中心论，接着，他又把“社会”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圈，从社会的各种关系入手，设想建成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实体，即封闭式的“集团”在中国集团中，“生活”具有教育的功能，“社会”具有学校的功能。这个“集团”具有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观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在以“生活”为中心的圆形体中所采取的那种“学校中心”“乡村师范”向“社会”扩展的形式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人民“个人”“生活”互为媒介联合构成的“集团”的形式。“工学团”就是为了推进这一设想的实施，为了培养“共和国”的主题力量而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
一、亡国的社会结构
（一）“大众”和“动”
通过晓庄师范的实践，陶行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残渣余孽以及“老八股”转变成“洋八股”等问题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12]。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提出来的。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一提到出路，必是指大众的出路，而不是指少数人的出路。印度久已亡国，而土王们依然是安福尊荣。朝鲜青年殉国的不下四五万，而李王眷属在日本还是樱花会、**宴，乐而忘愁。少数人的出路不必费神，我们所要找的是民族与整个人类的出路。”[13]
通过对帝国主义各国世界性侵略事实的认识，通过对被侵略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关系的认识，陶行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提出了“少数人”和“大众”的阶级观念。他说的“少数人”就是指向帝国主义妥协，充当帝国主义傀儡的被侵略国的统治阶级。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与“少数人”相对立的“大众”概念。他还从研究“民族”和人类的关系入手，开始发现“大众”和“中华民族”的实质内容大致相同，于是，萌发出“中华民族劳苦大众”这一新的概念。而且，他还把“大众”的世界性和整个人类联系起来。
陶行知把“中华民族”解放的方向放在实现工业化这一基点上。为此，他把教育人民大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推进工业化进程作为教育的重要课题。他明确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指出“现代的中华民族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14]。他认为中国一方面要充分承认自己是农业贫国，要看到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阻碍了民族资本的迅速发展，同时也要敢于提出工业化的要求。为什么呢？这时因为“农业社会与向工业文明前进之农业社会是不同的。纯粹的农业社会的一切是静止的。向工业文明前进的农业社会的一切是变动的”[15]。
在此，陶行知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是“农业文明”国，中国之所以不断地遭受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这是由于它是一个“纯粹的”“一切静止”的、落后的农业社会。但另一方面，由于国民革命在军事上的进展，从封建地主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大众”运动蓬勃兴起，城市工人的“大众”运动也不断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也有了缓慢的发展并促进了资本积累。在中国出现了正在“向工业文明前进”的农业社会。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陶行知抓住了在“大众”中存在的这种内在的能量，换句话说，就是抓住了人民“大众”的“动”，抓住了人民大众在改造落后、停滞的农业社会中，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在创造“变动”的农业社会中，在要求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那种内在的、必然的、发展着的“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