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三者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科学”这一概念。因为它抓住了“在劳力上劳心”的问题。陶行知留学归国后，提出了这样一种主张，即科学的方法就是“试验的方法”，就是行动心理学的方法[60]这个观点与他的力学宇宙观[61]和因果论的世界观[62]相联系，它在社会发展观中得到了反映，它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S—（O）—R（O指Organism机体）的偶然循环，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发展观[63]。在这以后，通过晓庄师范的实践，陶行知抓住了社会上“活”的问题，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进一步提出了内在的、必然的、有目的的社会发展观。在这个背景下，在“行是知之始”[64]的认识论以及主体和环境之间提供了一种“生活工具”，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伴随着“行是知之始”这一认识论的成立，“做”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在“教学做合一”中，“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65]“教学做合一”实际上是一种以“做”为轴心的概念。而且，“教学做合一”作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它可以正确地把握住生活实践[66]。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观。总之，这个“做”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强调“在劳力上劳心”。[67]
基于这种认识，陶行知提出了下述的社会发展观=“生活”观，即人类社会以“动”的价值为中心，由于“行”和“劳力”对环境的改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中获得了“劳心”和“真知”，然后再用“真知”去指导“劳力”活动。这样就使自己在“做”的过程中得到了提高。在这种以“做”为中心的活动中，通过“教”“学”，使“生活”和“生活工具”互相影响、互相联系，从而形成一种以知识的传递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活动。这样，就产生了“教学做合一”的观念，即“生活”的自我开拓精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环境促进了主体的发展，它成为人民大众要求推动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而且，人民“大众”内在的这种“动”力来源于“爱”，在那种“除了生命之外其他一无所有”[68]的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社会里，陶行知仍然看到了那种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爱”。[69]在这种伟大的“爱”面前，现实社会的冷酷无情被打碎，历史仍然朝着人民“大众”解放的道路上迅跑[70]。这一点是陶行知所坚信的。
在这种发展观的支配下，陶行知主张用“科学”的价值观去指导“做”，即“在劳力上劳心”。这样，“科学”就脱离了行动心理学的范畴，成为发掘人类内在“动”力的一种工具。换言之，也就是说“科学”已成为促进人民“大众”自觉意识的工具。而且它还说明了下面这样的两个问题：第一，它如实的反映了生活本身双重内容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作为社会主体的“大众”每个人都是开拓“生活”的力量源泉，也可以说是产生“爱”的源泉。调节生活矛盾关系的就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当时，陶行知虽然抓住了“生活”的双重内容性，但是，他没有充分重视在反映双重内容作为实体的外部各种矛盾关系中所产生出来的“生活”的自我开拓精神。而认为以“爱”为源泉的“动”是一种自然现象。关于“生活”的内在矛盾促使人们开拓生活，成为人们开拓生活的起点，这一思想是在这之后才形成的。第二，以“动”为中心的“生活”实践活动，必然和周围的环境发生一种实质性的矛盾关系，必然产生以“生活”和矛盾为基调的复杂关系。以“动”为实际内容的“大众”“生活”也必然和外界发生矛盾。而且，这种内在、外在的两对矛盾互相联系，就促进了“教学做合一”的全面发展。
在这里要涉及的问题是那种对内部、外部各种矛盾产生影响的“生活工具”问题，就是要搞清这一“生活工具”是怎样去认识和作用于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这个“生活工具”不是别的，就是语言符号。在上述的两个问题中，陶行知强调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主题和环境、“生活”与“生活”的矛盾关系中所发展的“教学做合一”的生活实践活动。所以，在掌握“文字”这一“生活工具”、文化教育即识字的问题得到应有的重视的时候，所谓“文字”就可定义为“传递思想的符号了”。再进一步地说，可以预计，在“教学做合一”全面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人民大众”完全可以成为完成中国政治课题的主体力量。
这样，“科学”“识字”“民权”三者之间以“教学做合一”为轴心相互联系。“工学团六大训练”在原来“集团”论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活”=“教学做合一”的发展观，这样就构成了“工学团六大训练”的基本内容。而且，可以说，“工学团六大训练”是在陶行知的“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71]”，“教育与国难赛跑”[72]这一危机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六大训练”还体现了陶行知对人民“大众”创造力的重视。
（二）“生命”的理论
用“集团”论重新认识上述“工学团六大训练”时，可以说它的基础设想就是要在“平等和自由”这一辩证关系中，使“集团”和“个人”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以此推动“集团”和“个人”的不断发展。这也就是说，以“集团”的形式来保护个人的生命，为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而集团中的每一个人又积极地去开拓生活，这样，就必然形成更高层次的“集团”，在这个“集团”和“个人”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人民“大众”成了体现“动”的自己解放自己的主体力量。
陶行知从人类社会的发展=重视“生活”的自我开拓这一“集团”论出发，对“工学团”作了如下的概括。这就是以“工场、学校、社会”的基本形式为基础，正确处理“集团”和“个人”的相互关系。这表明陶行知的“集团”论已经开始包含着“集团”和“个人”互为媒介，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想萌芽。陶行知指出：“什么叫做工学团。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说得清楚些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73]
“工学团”把“大众的生命”作为根本的价值，它是保护“大众生命”的重要场所。也就是说，以“集团”的形式保护“大众的生命”，保护“生活”的原动力以及它所产生的价值，这就是“工学团”的重要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