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将如何达到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这一政治课题，重改为对共和国主体之人民的教育这一课题，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观点。这一思想的基本框架就是“集团”和“个人”互为媒介，共同发展。“生活教育”思想的三大构成要素是“民族”“集团”（“社会”）和“生活”，“民族”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提出的概念，后来，它还包含着阶级观念用来表示人民大众。把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联系在一起，就集中体现了“民族”概念的内容。“生活”概念基本上是指人民“个人”的生活方式，它以人民“大众”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形态“动”为核心，其主要结构是指人民大众有目的地、必然地去开拓各自生活领域的活动。可以说，它是把人民大众“个人”的自我解放作为基本志向的概念。“集团”是指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并能引导、保障人民大众生活的正常发展，同时自己也得到发展的“生活”联合体，这个联合体以“民族”为基本单位。这就是说，“生活”作用于“民族”，“民族”又作用于“生活”，把政治课题纳入教育课题的关键是“集团”。
本文以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基本形成体系的“工学团”运动时期为例[2]，着重探讨从早期“乡村师范”所反映出来的以“生活”为中心的“集团”论[3]转向注重“集团”和“生活”相互影响、互为媒介，设想一种“平等和自由”辩证发展的“集团”论这一发展过程，分析“工学团”如何继续继承和发展“集团”论思想，从而对“工学团”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初步的考察。
在“乡村师范”时期，由于晓庄师范学校校友支援了“和记洋行”工人的罢工斗争，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该校遭到了蒋介石的封闭[4]。当时，陶行知发表《护校宣言》，揭露了国民党“革命”政权的本质。他指出：“和记洋行是英帝国主义在南京的经济侵略机关”，他们镇压工人，造成多人受伤，多人失踪。“这种惨无人道的情形，在革命政府之下，应当不应当纠正？”“革命政府一面喊着革命外交的口号，一面交换礼炮，”“允许日本舰队入长江，他们如入无主人之国。”“这种侮辱主权的行为，在革命政府之下，应该不应该忍受？”[5]他还指出：“在教育上不能开辟租界。”[6]面对晓庄师范的被封闭，陶行知分析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并认清了国民党“革命”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
陶行知在人民是“共和国”的主体，人民是“民族”解放的主体这两种认识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革命”政府的本质提出了疑问，并为晓庄师范以培养人民这一主体力量为目标，正因为如此，它才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封闭[7]。他明确地指出：“我们……对于侵犯这主人地位的势力，都要问一个明白和他一决胜负。”[8]虽然陶行知主张“无色”“透明”[9]，但是，他仍然坚定地朝着人民解放的立场上迈进。
晓庄师范被封闭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搜捕，许多学生被捕入狱。陶行知也被迫离开南京，逃往上海，之后又亡命日本。翌年归国后，潜伏在上海租界，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援助下，设立了“自认学园”，和晓庄师范的学生们一起开展“科学下嫁运动”，以此来推进科学教育的大众化。“科学下嫁运动”的宗旨是“使做工种田的人，拾垃圾的孩子，烧饭的老太婆也能享受近代科学知识”。它主要是以出版活动为中心的科学知识普及运动[10]。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受日本工业化影响的，把工业化作为中国前进目标的愿望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