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与陶行知的指向相反，“工学团”的“集团”“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下降的危险性，自立的理论很有可能转化成逃避现实的理论。确切地说，戴自俺所说的“团字”就是指的“工学团”，可以认为，陶行知的沉默是由于他不能把自立的理论与解放的理论联系起来，反而有可能使用它转化成逃避现实的理论。陶行知的沉默正是这种苦恼的具体表现。
结束语
在这之后，陶行知虽然对中国农村早期出现的村落共同体的“集团”性格引起了重视，但他并不是想在这个“集团”中建成一套从统治机构中求得自主的、全封闭式体系。他设想通过“大众”自身的努力，去建设一个摆脱了统治机构压迫的“大众”世界，建设一个“大众”自觉联合的世界，这个“大众”世界与现存统治机构形成尖锐对立，形成一种矛盾突出、关系非常紧张的局面。这就是说，这个“大众”世界是在统治机构的最底层成长起来的阶级。由于这个阶级处于统治社会的最底层，因此，他们必然向往“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中华民族”的解放又必然要求“大众”的解放。这就是这个阶级内在的一种有利契机。
陶行知对“大众”世界进行了这样的设计，并将它放到教育课题中进行探讨，认为教育的重点应该是促进“大众”的觉醒，促使他们去建设一个新的世界，这就抓住了教育的目的和动机，也就是贯穿了“生活与生活摩擦”的教育方法。而且，在这个教育过程中，要传授以“大众文字”为主导的“生活工具”，引导“大众”全面地开拓生活。而负责这一工作的是“小先生”。“小先生”是传递“生活工具”的主体力量，这一观点是根据陶行知对孩子本身所固有的发展优势的确认提出来的，同时，也是在把孩子作为现实生活主体这一基本点提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在主张对“集团”进行重新组合，使它形成广泛联系体系的同时，还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特点——交流论进行了重新的解释和引用。关于这一问题，后来在“对流”的教育方法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
（喻枝英 译）
[1] 原载《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纪要——教育学科》第32卷，1985年。
[2] 关于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工学团”的地位，参见牧野笃：《关于陶行知“工学团”运动中共同体论的考察》，载《年报》第5号（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社会教育研究室）第三十卷，1983年版。
[3] 关于陶行知“乡村师范”的集团论，参见牧野笃：《陶行知“乡村师范”的集团论——记晓庄师范学校》，载年报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社会教育研究室《年报》（第5号），1985年版。
[4] 和记洋行的工人大罢工发生于1930年4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被“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所统治，这次罢工斗争也是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当时，共产党员也进入了晓庄师范，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他们是声援和记洋行罢工斗争的主导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晓庄师范的被封闭可以看成是立三路线的牺牲品。
[5] 陶行知：《护校宣言》，载《陶行知文集》（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6] 陶行知：《英国果真退还赔款吗？》，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82页。
[7] 陶行知：《护校宣言》，载《陶行知文集》（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陶行知：《护校宣言》，载《陶行知文集》（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合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