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自俺：（中略——引者注）另外，想就‘社会条件’请教一下。虽然很多工人具有良好的生产技术，但由于资本家的剥削，他们仍然不能维持生活。很多农民一年到头流尽汗水辛勤劳动，本来是能够得到一点基本的温饱。但是，由于兵灾、匪祸、苛捐、杂税等等，使他们无法生存。大量的童工年龄虽小，但是，他们一天被迫要超负荷地工作十小时以上。按道理说，这些幼小的生命是应该有其维持生存的方法，然而，他们却无法生存下去。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确切地说，对于这些问题，‘工学团’试图用‘团’字来解决，但是，仅仅采用这种办法能够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吗？”[87]
对于上面的问题，陶行知没有给予回答。在这之前，陶行知曾对许多问题给予过明确的答复，在这里却沉默了。我认为这种沉默表现出了陶行知思想上的某种苦恼。因为陶行知亲身深入农村，在双重统治结构下抓住了广泛地被社会遗忘了的“大众”“生活”，并在这种落后的社会状态中找到了发展的契机，试图以“工学团”这一组织去变革“大众”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关系。但是，陶行知未能提出实践（论）观点，以解决戴自俺所说的社会问题。这一点使陶行知感到苦闷。
“工学团”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局限性集中表现在戴自俺所说的“用团字”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方面，作为一个使“大众”“生活”组织化的“集团”，“工学团”在其内部试图实现“大众”的主体化，同时，通过集团的发展去变革现存的社会关系，并把“大众”的解放作为“集团”的奋斗目标。但是，实际上，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统治结构中，“工学团”明显地具有一种保护自己的自卫团的性质[88]。这是因为围绕着现存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工学团”在土豪劣绅展开的斗争中，没有能够推进土地解放斗争的发展，却从与土豪的掠夺关系中获得了独立。“工学团”的努力方向就是要通过“团”的形式求得“自卫”，通过“工”“学”活动共同掌握生产资料，提高生产水平，最终实现劳动力的自主管理。可以说，“工学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具有独立性的、具有完整体系的集团。它表明作为“工学团”基础的“大众”世界开始从统治结构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一状况的出现是与当时人民大众毫无独立性的社会地位相联系的。在这种毫无独立的状况中，陶行知看到了有利的契机，这虽然是陶行知的卓识之见，但是，这种现状必然对“工学团”的实践（论）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种自立的理论，如“工学团”的教育问题，在陶行知的思想言论中也得到了反映。他明确地表示把人民“大众”作为教育的主体。但是，这并不是说要与统治集团争夺教育主体，他认为与其去争夺教育主体，还不如在现存社会结构中，通过自立的形式，使“大众”成为教育的主体，同时对它进行改造，使“大众”与现存统治结构形成一种对立的状况。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却不承认它。”“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89]从实践（论）的意义说，这个理论中“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观也体现了一种自立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