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学团”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关系，它具有“静止”农业社会和“变动”农业社会两个方面的因素。“工学团”的“生活”反映了生活的双重性，并对其施加了影响。“生活”在“做”的阶段上，形成一种相互交往关系，这样，“大众”个人通过调节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形成了一种自觉意识。在这种自觉意识形成的同时，发现了他人“生活”中的内在矛盾，并将他人的“生活”对照自己，由此形成了一种在他人中认识自我、在自我中认识他人的自觉联系的有利条件。而且，“工学团”还试图在“大众”这种自觉意识的基础上全面地展开“生活”，促进“大众”个人的相互发展。与此同时，“生活”所反映出来的“工学团”内部的双重性必然会进行自我调节，努力向“变动”的农业社会方向发展。这样，“工学团”的每个成员根据“生活”中的相互交涉关系在生活实践中求得发展，而且，“工学团”也可以看作是发展生活、组织生活的“集团”。从这些意义上看，可以说“工学团”的组织理论是以“生活”为纽带形成的。由此，陶行知提出了“自动”的概念。他说：“自动是大众自己干，小孩自己干”[85]，取代传统教育、改良主义学校的是“自动工学团”[86]。
促使“工学团”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就是“生活”的自我发展与完善。然而，我们如果站在“工学团”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可以说，提出生活的发展与完善这一要求的不是别人，正是“工学团”。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就可以得到证实。在处理调节某种社会关系的时候，“工学团”以自己为媒介，去改变客观环境中存在的矛盾关系，再将它反映到“生活”之中去，通过这种程序，来处理“生活”与“工学团”外部社会生活的关系。然而，既然“工学团”是组织生活、发展生活的“集团”，那么即使是一种间接的形式，作为“集团”中的成员，人民“大众”个人与“工学团”以外的关系也会形成一种对立关系。这是因为“大众”靠自己去开拓生活，发展生活，这就有利于调节“工学团”内部的生活双重性，使“工学团”实行朝着前进的方向发展，使它体现出“动”的特征，使“工学团”实行外部关系的变革。然而，在这种场合，“生活”的全面发展要求与“工学团”的发展基本相称，这就是说，在处理某种社会关系的时候，“工学团”成员中的每个人，都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使“工学团”具有一种能够处理、应付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否则，整个“工学团”就会出现一种不可抑制的下降局面。
通过对社会各种关系的处理和调节，“工学团”以此为条件，自身也求得了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它又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矛盾关系。这样不断地出现矛盾，不断地解决矛盾，在这种全面展开的生活实践中，“工学团”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有目的的发展机制。
这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大众”每个人的力量不是埋没在“集团”之中，可以说“集团”和“个人”是被看作合二为一的整体。一般认为，这种认识论为后来陶行知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的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晓庄师范时代，在“生活”中心论这个统一的世界观，与此相适应，在“工学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相互平等，形成了以“生活”为纽带的结合，即以相互联系为基本方式的组织论，这表明“工学团”具有一种承认“大众”各种生存价值，实现大众联合的可能性。
（三）自立的理论
如上所述，“工学团”作为一个组织“生活”，安排“生活”的集团，它的构成是以理论指导为基础的。但是，当它在进行实践的过程中，也会与原来的设想产生很大的距离。在“工学团”运动的据点——山海工学团的讨论会上，陶行知和其他同志进行了这样的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