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如果要对“生活”和“集团”的关系进行归纳总结的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生活”具有反映周围社会环境的双重内容性。“大众”存在的基本形态就是“动”，就是变革，它的重要任务就是对环境进行改造=“行”“劳力”，通过对社会环境的改造来掌握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将它折射到“生活”之中，使“生活”意识化。这种生活意识就是“知”和“劳心”，然后，再将这种真“知”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去改变自己和环境的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自我进步。这种进步就构成了生活实践中的第二个“行”，就使“做”=“行知行”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集团”=“工学团”，它具有客观环境中存在的生活双重性，对这种双重性产生影响的是“生活”。由于“集团”是以广阔的“大众”世界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因此，“大众”对环境的改造，并不是直接地与社会发生关系，而是通过“集团”，以“集团”为媒介的一种间接关系。伴随着“生活”的全面发展，“集团”逐步克服了“静止”农业社会的因素，相对地增加了“变动”农业社会的因素，这就必然要和客观环境发生矛盾，必然促使“集团”进一步改变自己与客观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必然推进集团自身的发展。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形成了一种“集团”和“生活”互为媒介、各自得到发展的基本格局。
（二）“生活和生活的摩擦”
“工学团”是一个对“生活”起着组织作用的集团。在这个集团中，“生活”相互结合的方式是怎样的呢？它具有怎样的功能和作用呢？陶行知认为在“工学团”中，“生活”和“生活”发生“摩擦”，通过这种摩擦，推进生活的全面发展。对此，陶行知作了如下分析：“生活里起了变化，才算是起了教育的变化。我们主张以生活改造生活，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与生活摩擦。”[83]“生活与生活摩擦才能起教育的作用。我们把自己放在社会生活里，即社会的磁力线里转动，便能通出教育的电流，射出光，放出热，发出力。”[84]
在“工学团”中，“大众”中的每个人都在创造生活，并以“做”=“行知行”为轴心，促进“生活”=“教学做合一”的全面展开，以推进集团的全面发展。在这里，占有重要位置的是“知”的形成。在“知”的形成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个人，首先是以“行”动去改变环境，去解决自己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并把这种处理矛盾关系的方法反映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使自己认清生活的双重内容性，形成一种自觉的“生活”意识，这种自觉的生活意识就是真的“知”。“大众”的基本存在形态是“动”，是变革，是对自己和环境之间矛盾关系的处理和解决。“大众”的这种“动”，就是“做”的全面展开的力量源泉。但是，“生活”的真正推动力则是真“知”。“生活”虽然以“做”为核心，但是它必须通过“教”和“学”，来促进它生活的展开，来传递真“知”，以此来推进“教学做合一”的全面发展。
如上所述，人民“大众”在“工学团”的生活以其全面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同时，还表现出了一种更深层次的交往关系。陶行知认为“生活和生活的摩擦”是教育。但是，一般人都认为，作为理想的交往关系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生活”与另一种“生活”的对立，还不如说是“将自己置于社会的生活环境之中”，采取一种个别“生活”与集团“生活”相对应的方式。这就是说，对所有各种“生活”来说，“工学团”以外的各种“生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环境。这时，“生活和生活的摩擦”就是通过“教”和“学”来传递“知”识，而且，在“做”的全面展开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必然表现出一种更深层次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