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实施民主教育时期（1945—1946年）即抗日战争结束后，陶行知着手社会大学的实践，到1946年逝世为止的一段时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追求民主主义、人民解放的新的社会形式下，陶行知开展“民主教育”运动，摸索出民主主义实现的阶梯是社会大学，社会大学是以1945年重庆市民自发地组织和进行的市民讲座为母胎，于1946年创办的夜校。社会大学是到今天为止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集中表现，在社会大学里设立政治经济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郭沫若等知识界进步人士担任讲课，人民大众称它为“民主的堡垒”，社会大学可以说是在民族已获得了解放的情况下，人民大众为自觉地解放自己而力求实现人民政治的志向的一种表现形态和实践。
以上，我们概观了陶行知的生涯及其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但是并不是十分全面。他的教育实践可以说是，在各个历史阶段下的人民大众的“生”的表现，而且是陶行知本身对这种情况有了切身了解，并涉及影响和创造新的时代状况的过程。在这种实践过程中形成并且确立的就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二、基本思想与框架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按他的话来说，称为“生活教育”论，其基本思想是为了培养解决中国亟待解决的政治课题的人才，这就是他教育思想的中心课题。陶行知考虑的是如何在教育这个社会机能的一侧面上唤起人民的觉醒。这种思想，在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刚开始其教育家的生涯的时候，在他的论稿中已能够看到。他在主张要重视为了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提出职业教育应该以“生利”为主，为此必须重视科学的方法。并且讲到现在中国利己主义横行，主张为了把中国从被侵略状态解放出来，必须把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在第一位。
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各种“民主”运动相继展开，知识分子不断探索肩负国民重任的“主体”。在这一段过程中，特别是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国内按照帝国主义秩序重新划分阶段。中国社会的状态是，通常知识分子、学生、民族资本家等所谓的新兴的中间阶段吸收而来国外新思潮并且产生新思想，但是应当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基础建设缓慢，这种中国的社会状态外表上显示了跟西欧社会，即伴随着经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形成与此相应的价值观念的社会所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可是，这两者可以说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族解放运动为媒介，具有互为表里的关系。并且，这种上层建筑先行，经济基础滞缓的中国社会状态存在着①知识分子、学生、民族资本家等的开明思想与一般人民、军阀等保存下来的封建价值观念和思想的残余相对立；②在城市里的工业兴起、发展的征兆与农村里的封建榨取剥削关系的残余相对立的这种二元结构。
在上述的这种情况下，陶行知要把政治课题通过教育课来解决的思想，必然地不得不与人民的“生活”本身发生紧密的关系。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陶行知不能不把前者置于人民“生活”里，在“生活”里抓住前者，而且检验前者能不能够体现人民。与此同时，他不得不把握政治课题和教育课题的媒介即“生活”。
在这种思想里，陶行知把眼光转向于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即在中国社会状态的二元结构里产生的两个矛盾集中在一起的地方，是必然的。陶行知很早就着眼于农村（1921年“平民教育”运动迎来其全盛时期时，陶行知在与孟禄座谈时已经指出着眼于农村的必要性）的原因是，他的回归与“民族土壤”的愿望，对人类的爱的思想，关注于农村人口过多的情况，以及通过教育课题来解决政治课题，这些基本思想所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