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海工学团里，团员上午学习语文、算术、自然科学等，下午参加劳动工作，它的收入作为办团经费。当时，这种教育方法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随着山海工学团的成立，许多儿童工学团和劳工工学团陆续成立，并且附设了幼儿园和农民夜校。陶行知通过这一实践，正式采用“小先生”制，并于1934年2月创办了半月刊《生活教育》，编辑了《山海工学团丛书》，以普及“小先生”运动。与此同时，确立了它的实践原则“即知即传人”。在这一实践中，儿童明确地居于教育实践主体的地位。
第四期，国难教育到战时教育时期（1936—1938年），即陶行知提倡“国难教育”以后出访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了抗日的旅行”，到归国为止的一段时期。这一段时期，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出现妥协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出现了**。以这种情况为背景，陶行知以在“工学团”运动时候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他对社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1935年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成为他对社会的认识产生很大的飞跃的契机。他提出“小众”和“大众”的概念，加深对社会的认识，更明显地把握阶级性。与此同时，进一步看穿了这些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关系。并且，他抓住“文化”的问题，把“大众”置于创造“文化”的主体地位，提出“文化”是解放“大众”的武器而且跟政治、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增强自己的人民民主主义的志向。
1936年7月，陶行知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出国旅行。在这次旅行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增强了自己的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的志向。1937年，“七七”事件爆发，以此为开端，中日两国进入了全面战争。这种情况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陶行知在纽约听到了这一消息，提出了“战时的教育”的口号，1938年，又提出了“全面教育”的口号，同年秋，回归到全面的战争状况下的中国。
第五期，推广全面教育时期（1939—1944年）即陶行知归国后创设育才学校，开展实践，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为止的一段时期。陶行知归国后正式成立生活教育社，就任理事长，积极开展教育工作。他以在出访28个国家和地区过程中得到的认识为基础，提出教育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的工具。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了育才学校的实践。育才学校作为难童学校，以“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至枯萎，而且能够发展”，使得他们成为肩负中华民国重任的主体为其宗旨。1939年陶创办育才，在学校里采用集体主义的教育形态。在陶的实践中第一次设置了正规课程，试图向从老百姓中来，要回到老百姓中去的儿童系统地传授“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并且开设社会科学小组，促进儿童对社会的认识的发展。
其后，育才学校积极拥护和支持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实践。在这一过程中，陶行知增强了作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