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日本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思想中的民主观念，是从战前尤其是从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时期经过战争中的法西斯主义时期到战后一直延续下来的。在教育思想史研究上，这种意见由来已久。在此，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这种民主观念在具有所谓“正”的观念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恰如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的关系一样，又具有所谓“负”的观念遗产。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时期，在日本国内确实伴随着经济发展，国民觉悟到自己的权利，要求民主，开展民主运动。这就是我所说的“正”的观念。但是，那时候在国外日本军国主义正在侵略亚洲诸国，也就是说，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物质基础是因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海外市场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并且这种物质基础影响到所谓的“正”的民主观念的性质。所以，我认为抓住所谓“正”的遗产连续性的同时，还应抓住“负”的遗产（包括在体制上和思想上）的连续性。为了对日本目前的教育问题作深层次的分析，并且返回到我们所谈得问题上来，这一工作显然是不可缺少的。我认为这项工作必须从把我处于跟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对立的位置上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教育思想开始。这是什么原因呢？战后民主教育观念是在对目前和战争中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反省上建立起来的，战后民主教育观念在法规上的具体体现是《日本国宪法》第26条以及《教育基本法》，它们预期培养出具有向人类开放的民族共同性的，并且为人类的普遍性价值而做出其贡献的国民。既然如此，进一步深刻地分析这种民主观念，使其结出更丰硕的成果，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的职责。
中国因1839年的鸦片战争而受到“近代”的冲击，其后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事件相继发生，内忧外患重迭。帝国主义诸国也逐渐暴露出了它们的本质，使中国在世界帝国主义秩序中处于被瓜分统治的地位。在此情况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改革尝试，从以上层官僚为中心的洋务运动转移到以下层官僚为中心的变法维新运动。这些尝试都失败之后，又转移到以海外归国留学生和华侨等这一类知识分子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上去。
义和团事件发生不久，清朝统治阶级为了挽救其濒于崩溃的体制危机，对于以往培养人才和选用的方法加以检讨，开始了教育制度的改革。其结果主要是从日本雪莱的“新式学堂”的开设（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和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进入“近代”的分界线。以此为开端，以后，中国经由日本间接地以及由留法归国学生直接地吸取了西欧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教育方面，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等传入，被学校课堂广泛采纳了。由于这些西欧思想同在列强侵略下所掩盖的清朝异民民族统治的假象的暴露，封建宗教势力的衰弱，束缚农民的枷锁的松弛，以及排满兴汉思想的流行等因素相结合，导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垮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可是，这个民国革命由于袁世凯的帝制复活而在事实上失败了。更因为“民国”观念本身在国民党新政权的压制下，成为与人民完全无缘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受到了挫折。这时，在“黑暗”的现实之中，他们开始探寻如果建立并培养革命主体，并且寻找能够打破国民党政权压制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以“民主主义和科学（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为口号，《新青年》杂志（第1期称为《青年杂志》）开始介绍海外新思潮和批判儒教。它作为把自发地加深思索的知识分子集合的核心，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1915年的事情。这个运动产生了以批判儒教即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创造了条件，并成为以后国民革命兴起和进展的端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