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社会大学是所夜大学，它的上课时间从傍晚6时30分开始，到9时50分结束。每节课50分钟，每天4节课。该校规定，每学期16周，一年分三个学期，计划两年零八个月学完。因为校舍是借用育才学校在重庆的事务所，所以设施极不完善。配电由电工学生负责，学校事务由学生志愿承担，并给教授们支付适量的交通费，但他们大多不愿接受交通费，而捐赠出来。社会大学的管理中充满了这种教师和学生相互合作和学习、研究的热情。社会大学要求有可靠的介绍人和进行入学考试，但在开学不久就达197人，其中男生130人，女生67人。即使在遥远的昆明、上海等地也有人闻风而来。入学的学生的出生地除西藏、青海等几个省外，遍及全国，也有南洋华侨及朝鲜籍的青年。从专业、职业、年龄的区别来看，情况如表1所示。学生的来源以教师、公务员为主，但其中也有在国立大学休学后转入该校的学生[37]。
表1 社会大学学生的构成
续表
（根据“社会大学的历程简介”制作）
社会大学最大的难题在于其财政基础。重庆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一样，其财政主要是冯玉祥等民主派军人及民族资本家的赞助，还得到《新日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以及华侨及海外援华会等组织的援助。他们把经费开支限制在最低限度。在社会大学教育系讲授“教学法”的孙起孟，是民族资本家团体民主建国会的秘书处主任，他联系这些问题提出了建立学校合作社的设想[38]。孙的这个意见表明，在加强财政基础的同时，为了深化民主管理他们当时正在考虑社会大学的合作化问题。
实际上，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亲自发动工学团运动以来，对学校与合作社的结合一直非常重视。他在给甘地的信中说，所谓工学团，是“在教学计划中反映了生产活动及社会活动的内容”的学校，或者称为“使其具有学术文化及保卫生活的特色”的合作社[39]。而且，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办了识字班、读书会、图书馆等，致力于文化教育活动，个体学校化的同时，谋求“社区的学校化”，这一点值得注意。陶全面地支持工业合作社运动，高度地赞扬该运动是“伟大的生产运动、教育运动、社会运动”[40]。从其有关主张来看，陶是设想在政协会议决议形成的民主政治范围下，实行社会大学和合作社相结合的非暴力的社会变革。
（三）创立时期的教授队伍和讲授内容
下面，概述一下重庆社会大学的教授队伍和讲授内容。除必修课的三门课程外，其他课程按四个学科设置，如表2所示，由个人承担。
表2 社会大学第一期各系课程表
（见上述《社会大学1946—1985纪念》，第70-71页）
首先，讲授必修课的政治学者邓初民和著名的历史学者翦伯赞一起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与陶行知的交往也很深。特别是邓和陶同是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是重庆支部领导人，又是政协会议民主同盟代表团的政治顾问。在陶和李去世后，他在社会大学运动中起了核心作用。邓在讲课时强调说：“在今日中国，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路线”，就和平建国阶段的现状来说，“有必要组织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翦伯赞一直关心晓庄以来的陶的教育实践，在育才学校连续讲课二十余天，他对社会大学运动也是其极热心的。翦从少数民主的立场出发，以各民族平等和人民中心史观为基轴，在寻找中华民族的根源，探究中国历史特殊性的同时，指出了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的普遍性。另外，华岗对太平天国运动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太平天国是追求民族自救的道路[41]。他们三人共同的观点是，在民族、民主主义基础上的民众联合，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内在需要。这可以说是重庆社会大学的教授们的共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