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教师“教人求真”，学生“学做真人”，必须有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即“人民的、依靠人民的、为人民的”政治[32]，这是其前提条件。所以，陶反对内战和独裁，参加了民盟和救国会，又加入“协进会”的主席团，为和平民主的实现而奋斗。他忧虑极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因此在“和平建国纲领”大体上得到保证之后，主张只要有教师和学生，社会大学就会立即开学。虽然致力于“政治”但陶很重视领导者自身的变革，强调领导者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在封建残余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从主席到教师都有独裁的倾向，特别要求领导者向民主的态度，民主的行动方面努力。在向老百姓学习的基础上，教老百姓进步，和老百姓一起创造新社会[33]。
陶构想的社会大学的形式，不仅仅是在重庆实践了夜大学，而且还有函授大学、广播大学、流动大学等多种形式。总之，教育那些占社会绝对多数的老百姓“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34]。
实行民主教育和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是大胆尝试的一个环节。重庆社会大学就是这一尝试的起点。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和老百姓共同生活，毕生向老百姓边学边教的“新的知识分子”。而社会大学运动的理论，正如宗旨显示的那样，是让人人“觉悟”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在参与社会变革过程中，互相“联合”，同时逐渐解放自己的潜在能力。陶行知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能产生出新的自我、新的个人，创造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和新世界。
（二）李公朴和重庆社会大学的实践
就第一期社会大学的管理问题，李公朴在上海的《民主》杂志上做了如下总结。“在社会大学开学之际，与陶行知先生协商的基础上，决定暂时把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作为我们的教育方针。在人格教育方面，应该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宇宙观，人格教育是整个教育方针的核心。”[35]然后，在知识教育方面，获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组织教育方面，培养每个人的组织能力；技术教育方面，以主动、集体的随时随地的学习为目的，达到这些技能的有机的结合。关于学习的方法，提倡独立的学习，实际的学习，集体的学习，正规的学习，特别是把学生自身的独立性、主动性作为所有学习的起点，予以重视。其具体的例子是，建立以10个学生为一个基本单位的“学习小组”。在课外的时间，采取让学生自己提问等形式共同学习，努力形成深入研究，勇于争论，努力培养他们的批判精神。另外，学生们定期举行全校集会及召开同学自治会议，不仅举办谈话会，办墙报，还独立地组织了时事研究组、戏剧研究组、音乐研究组等文艺团体。最能体现社会大学民主校风的是，由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它是大学管理的最高决策机关。这个会议制定的考查方法也是独特的，它注重从共同撰写专业研究论文、“学习小组”的学习报告，还有学习生活两个方面的自我鉴定等五个方面来考查，进行综合性评价[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