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协进会”和社会大学的关系具有以下几点意义：第一，以陶、李为核心的双方的主要成员是重复的，根据和平建国路线，形成了为政协会议所期望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协作关系。第二，和陶友善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冯玉祥夫妇身居双方要职，因而成为国民党内和平民主派的轴心。第三，实现了政治活动和文化教育活动的相互交流，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有机的联合体已初步形成。第四，在以文化教育为主的培养和平建国人才的同时，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界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开始形成。这个联合战线，依然以救国会为榜样，以求形成全国性的规模。例如，当时上海、香港等地也组织了“协进会”，对于会议代表提出的各种希望与要求，在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不断地刊登。其中，政协会议的过程及有关消息每天载于各家报纸的第一栏，向全国报导。
1946年1月10日，一个全中国人民对和平寄予热烈期待的国共停战协定得以签订，政协会议开幕了。首先，蒋介石“给人民以自治、承认诸政党的合作地位、进行普通选举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承诺大受欢迎。接着，周恩来致词说：“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继续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地实现三民主义”，他的致词赢得了全场的掌声。[25]实质性的讨论从14日开始，围绕五个主要议题（政府改组、军队国家化、共同纲领、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展开了激励的讨论。不管怎样，在会期延长后的1月31号，“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重要决议（以下略为“政协决议”）获得了全场一致通过，政协会议取得很大成功。极其重要的是，在会议闭幕时，蒋介石向全中国人民宣誓：“忠实且坚决遵守本会议的全部决议”[26]，为实现国内和平和民主主义而努力。
以上的会议过程，可以说是谋求和平民主的陶行知、李公朴等第三势力以及中国民众，在谋求世界和平的国际舆论的背景下共同取得的。1946年1月的这种政治、社会形势，不仅是社会大学成立的基础，也是中国第三势力存在的基础。
三、社会大学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一）陶行知和社会大学运动的理论
在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上，陶行知朗诵了自己作的诗“社会大学颂”
（前略）
国民党，
共产党，
中国民主同盟，
各派各党，
无派无党，
大家一起来，
创办这个社会大学堂，
人民大学堂，
民主世界大学堂！[27]
还有如下记述：
“培养求学的嗜好，造成好学的民族……
我们的学校，并无年龄上的限制，是永远学而不倦，好学以至于死为目标的最高学府，是社会大学，是人民的大学。”[28]
1936年6月，在陶将要作“抗日之旅”的前夕，也就是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成的前后，撰写了题为“新大学”的短篇论文。它是陶创建社会大学的思想原型。陶在该文中说，大众的学府新大学的“上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这个大德，即“所谓大众的道德，一是觉悟，二是联合，三是为了解放而斗争”。陶还强调“新大学的课程、组织的一切，是以大众的幸福为基准的”，因而以“茅屋大学”为自豪[29]。在10年抗战胜利后，这个“新大学”的基本精神，作为社会大学宗旨的“大学之道”得到了发展和继承。即提出“在明觉悟—联合—解放—创造这个人民的大德，亲近人民，谋求增进人民的幸福”[30]。陶认为，只要有根据这个宗旨努力的“热心的教授”和“好学且有学习能力的失学青年”，社会大学就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开学。他坚信，应丧失学习机会但有才能的800余万青年的要求而诞生的社会大学，依靠这些半工半读的青年们一定会有所发展[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