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在昆明召开了响应这个宣言的反内战大会，以闻一多、费孝通等民盟干部为主体，还有6000多学生、市民聚集云南大学，强烈要求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当天，政府军停电并开枪，破坏集会。为了抗议这一行径，市内各高校大学生3万余人，毅然举行了反内战罢课。这样，12月1日，全副武装的军队突然闯入大学院内，发生了屠杀四人的“一二·一”惨案。这个消息一传出，昆明30万市民自不待说，就连重庆、成都、上海等地，也向政府展开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19]。
民盟等第三势力领导的民众运动的有关情况，经由香港传到美、英、苏等国，以至12月15日发表了杜鲁门声明。这个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为早日解决国共纠纷，派遣特使，促使由主要政党代表组成的全国会议的召开。另外，与12月末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苏三国外交部长会议，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并建立了和平解决国共纠纷的协调体制[20]。在这种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特别是由于美国的作用，1946年1月1日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建议，发表了以国共停战和召开政协会议为主旨的元旦声明。
这期间，在陶行知的周围，创办社会大学的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在全国抗战的前夜，活跃的救国会员再次集结，组织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活动也在表面化了。在该会成立时通过的政治纲领，在文化、教育活动的条款中写入了“创办各种补习学校和社会大学”的内容[21]。陶不仅当选为这次会议的中共常务委员（共7人），担任组织部长，还和社会大学的教授邓初民等一起担任有救国会的沈钧儒在内的民主同盟政协会议代表团的顾问[22]。
（二）重庆政协会议的召开
根据蒋介石的元旦声明，政协会议的召开一确定，陶行知等重庆各界知名的社会人士相续举办了招待政协会议代表的茶话会。期间，代表们从各种各样的立场，提出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主张，形成了同胞友爱与和解的氛围。尤其是在会议开幕的前夜，即1月9日举行的茶话会上，沈钧儒、罗隆基等民盟代表，李烛尘、郭沫若等无党人士，陈启天等青年党，邵力子等国民党，吴玉章等共产党代表团，都相聚一堂。这次会议的主席团除陶、李外，邓初民、侯外庐、曹靖华等社会大学教授中的大多数都参加了。于是，以主席团为主体，还有冯玉祥李德全夫妇、马寅初、茅盾等重庆文化界500余人呼吁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以下简称“协进会”）[23]。这个“协进会”，在政协会议期间开了8次会议，前3次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合作会堂”，有数百人的规模，后5次在“沧白纪念堂”，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数多达3000人。无论哪次集会都轮流邀请与会的各党派政协代表，在听取会议报告及意见后，向会场群众征求意见，并提供一个场所向代表们转达实现和平民主的民意。李公朴、章乃器等除在第六、第七、第八次集会上当主席外，还分别承担了联络处、秘书处领导人的重要任务。2月2日，有社会大学、育才学校参加的23个团体共同组成了庆祝政协会议成功集会的筹委会，向各党派、各阶层宣布于该月10日在较场口召开庆祝会。可是，当天李公朴、章乃器等主席团成员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袭击，他们虽然得到社会大学学生们的支援，但集会仍不得不在混乱中结束[24]。这次集合是和平民主运动前途严峻的预兆，也可以说是李公朴被暗杀的预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