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些“民大”的实践还未取得很大成果的时候，日本侵占了山西省，不到三个月，“民大”就不得已而停办。李在学校停办后，在西安一带巡回讲演抗战教育的要点，根据在“民大”获得的体会，撰写了《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书中，李虽反省了“计划不仔细，工作研究不充分”，但也大书特书了在自发的且有组织的集体研究方面的出色成果[12]。以评论见长的顾文华评论说：“实行联合阵线的民主精神是重要的，（就现状来说）难以在全国任何地方都看到。”[13]李希望以“民大”为榜样，在抗战胜利后的社会大学里，更多地再现曾实践过的这种基本精神。
此后，李公朴途经重庆，在妻子的故乡昆明度过抗日战争时期，并在那里创办了北门书屋，加强了与闻一多等西南联大教授们的交往。特别是1944年以后，民主宪政运动一高涨，昆明的知识分子们就全部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既有力地推进了由民主政团同盟向民主同盟的改组，又成立了云南省支部。居这一行动核心地位的李，不断地追求民众和知识分子相结合，为包括军人、民族资本家在内的联合阵线的形成而努力[14]。他已预料到抗日胜利后的国共对立，所以他把这个联合阵线的核心宗旨——“民主宪政，和平建国”摆在首位，并把这种态度贯彻在重庆社会大学办学之中。
二、社会大学创立前后的政治形势
（一）和平民主运动的展开
刚刚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深深地留下了日本侵略造成的伤痕，似乎可以说是一派“惨胜”的社会景象。在上海等大城市，由于工厂停产，在造成失业者猛增的同时，物价也急剧地上涨，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市民”不计其数。尽管如此，国民党方面全然不顾1945年10月10日双十节签订的国共停战协定，内战的威胁笼罩在全国人民头上。
10月，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它是广泛的民主人士的联合体，是独立、中立的民主团体。因此，它声明以实现“中国的民主”，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为己责。陶行知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共常委委员（共18人），作为民主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和副主任李公朴一起被推选为组织民众运动的领导者[15]。“民盟”认为“和平民主”是最紧迫的任务，便向国共两党及全国民众发表声明，“我们民主同盟，今天受四亿五千万民众的委托，声明：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灭内战。国家的问题，应该全部以和平的方法来解决。”[16]同意这个声明，充任民众代言人的无党派的发言人也主张说：“站在我们国民的立场上发言——反对内战。代表我们无党派的全国绝大多数国民发言——反对内战。”[17]
11月19日，在临时首都重庆，集结了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青年、妇女代表500余人，召开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大会”[18]。会上，陶行知朗诵了自己作的诗“停止内战”，章乃器高呼：“国共两党都拥护三民主义。如果发生内战，则意味着民族灭亡、民权破产、民生涂炭。”在集合的最后，军人家属申述说，抗战胜利后，好不容易才得到丈夫平安的消息，而他们却因为内战气氛浓厚至今仍不能回家。这个申诉，反映了民意。该大会通过的宣言的主要内容是：①反内战运动带来远东的安定和世界和平；②民主国家的党争，需要妥协和调和；③我们从民众的立场出发，要求停止内战；④在全国各地成立反内战联合会，赢得永久和平。尤其是第④条，寻求全国各界各阶层联合战绩的建立，是想在新形势下，再次使用与30年代中期的救国联合会相同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