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学的领导者、副校长李公朴，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一个贫困的家庭里。从13岁时，就在洋货店当学徒，以维持生计。其后，因得到哥哥的资助，读到中学毕业。接着，进入上海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学习。国民革命运动一高涨，他就前往广东，从事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可是，由于1927年蒋介石的叛变，致使国民革命遭遇挫折。李报考留学生，留学美国。在大恐慌前后约两年的时间里在俄勒冈州半工半读。此间，作为邹韬奋编辑的《生活周刊》的特派员，因撰写通讯而与新闻事业发生了联系。回国后不久，担任了《申报》读书问答栏目的编辑。稍后，得到社长史量才的援助，开设了附属于《申报》的“流通图书馆”，还创办了“业余补习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1934年11月，史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就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办《读书生活》，向民众教育的实践迈进。不久，补习学校就增加到8所，学生超过4500人，图书馆的书籍也增加到约3万册，使用者达2万人等，发展非常迅速。1935年末，“一二·九”运动一爆发，李就积极地参加了上海的救国会，崭露头角。在许多集会上，作为主席团成员，呼吁继承孙文精神，为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6年11月，上海外国在华纺织厂45000人参加的抗日罢工一爆发，李就被视为主谋者而遭到逮捕，成为“抗日七君子”之一[7]。
后来，在狱中度过了8个月的李等人，因得到要求建立全民抗战体制的国内外舆论的后援，在卢沟桥事件后的7月末获得释放。这年8月爆发了上海抗战，接着在9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李刚获释就立即奔赴华北前线，视察民众动员的实际状况。他原来认为，作为抗战的大原则，“政权的极端民主化，所谓真正的全民政治”是必要的，主张除汉奸外，要使一切民族性政党，不管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都参加政府[8]。视察了前线的李，向政府提出，“应遵循孙中山先生对待民众的正确方针，立即颁布改善战时的人民生活，优待军人家属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法律”[9]。
接着，他起草“战区民众学校组织大纲”，提倡民众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训练相结合。在大纲中，他建议由抗日救国热情洋溢的知识青年、军人当教员。自己则应阎锡山的聘请，就任山西省“民族革命大学”（以下简称“民大”）的副校长。当时，山西省在阎领导下，组织了含国共两党在内的联合阵线“牺牲救国同盟会”，李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模范，受到高度的评价[10]。以这个同盟作为成立基础的“民大”，是组织民众对日抗战的前线指挥员的教育、训练机关，它把“抗战教育的充实和救国干部的培养”写进了创立纲领。1937年12月开学的“民大”，全校约45000人，大学部1100余人，分为行政组、军事组、民众运动组，计划3个月一期。他的教育内容，虽以军事训练为主，但也开办了民族革命史、社会科学概论等必修讲座和中日政治关系、战时民众教育等课程的讲座，李公朴讲授中国政治问题。李的讲课，是采用以民主的讨论为中心来展开的启发式的教学法，这种教学法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支持。作为课外活动，这些学校自发地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新文学研究班、歌咏队等，而且和教职员一起筹备成立为“生活促进会”的互助组织，提高了同胞意识[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