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学的倡导者、校长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安徽省农村一个小地主家庭里。辛亥革命后不久，毕业于南京基督教教会大学，并留学美国。五四运动时期，他一面陪同恩师杜威和孟禄考察中国，一面提倡教育的近代化和教育的普及，参与平民教育运动。不久，在轰轰烈烈的要求收回教育权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于1927年在南京郊外开办了晓庄乡村师范。历时三年的教育实践的结果是，针对中国的实际状况，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这主张反过来，开始主张“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之后陶首倡生活教育运动，始终追求由教育的普及带来“社会的学校化”，并从事各种各样的教育实践。在“九一八”事变后，使学校与合作社相结合，以图形成区域中心的山海工学团，这是以抗日救国为旗帜的民主教育的实践。并且，从这里派生扩展到全国的小先生运动，是以儿童为主体的，随时随地的民主的识字教育，是以抗日救国思想的普及为目的的。而且，在1935年末，为响应抗议日本侵略华北的“一二·九”运动，上海的知识分子组织了救国会，陶也积极地呼吁教育工作者，组织了国难教育社。并于1936年6月发表了“新大学”的论文。这篇论文与社会大学有关，值得重视（见后述）。7月，与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呼吁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声明。不久，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的陶，花了两年的时间，游历了欧美及亚洲的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因这次“抗日旅行”而得以形成的国际性支援体制，不仅对强化中国的抗战有用，而且一部分也成为支持陶的教育实践的有力的财政基础[5]。
1938年秋回国的陶行知，和蒋介石等国民政府的要人会晤，报告了旅途见闻，希望创办高等研究院、职业补习学校和难童学校，但他们仅仅同意创办面向难童的育才学校。翌年，即1939年7月在重庆郊外建校的育才学校，强调授课的计划性，致力于基础学习能力（国语、数学、外国语和科学的方法）的培养，它具有和以前的晓庄师范及山海工学团不同的特色。同时，陶校长和教师们一起，一面进行集体主义教育，一面着手解决符合各人特点的指导方法上的难题。不过，最大的难题是解决财政上的问题。特别是在1941年1月导致国共两党对立的皖南事变以后，正值许多物价上涨之时，他赞扬清朝末年武训的兴学精神，为筹措办学资金而奔走。从财政上对他的艰苦奋斗予以支持的人们，除社会大学理事长冯玉祥将军外，还有宋庆龄及民族资本家阶层、中国共产党，甚至海外援华会等，极其广泛。
由于这些人的援助，经过艰辛的通力合作才生存下来的育才学校，不仅在资金方面，而且在学生、教师、职员等人才方面，在利用重庆市内事务所的设施等方面，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为重庆社会大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另外，系统而有计划的基础学习、丰富多彩的教育方法以及根据民主的集团规律去自主地办学的教育方针，都为社会大学所继承[6]。
抗战末期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高涨。1944年9月，作为各政团的联合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断然改组为个人参加的中国民主同盟。陶也参加了民主同盟，加强了与沈钧儒等救国会旧友们的交往。这样，抗日救国的同志一边从事争取“民主宪政，和平建国”的新行动，一边迎接抗战的胜利。这些人是以李公朴、邓初民为首的社会大学教员组成的核心的力量。
（二） 李公朴的简历和民族革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