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认识中，存在着“天理”同“欲望”与“精神”同“物质”相背离，作为媒介的绝对压制下的士大夫和人民相隔绝。中华民国建立后，“洋八股”和人民大众之间同样沿续着这种现状。同时，以此为背景，陶对该现状进行了批判。因为人民大众一向同“精神”无缘，仅靠于“物质”一方面。
陶把“生活工具”作为“物质”同“精神”的媒介，这正如以上所述的那样，把帝国主义、军阀等因剥削所使用的暴力，同人民的关系作为一个实际概念来认识。再加上批判“世界秩序和谐”的观点，这些显示出陶决心摆脱“世界秩序和谐”的观点。由此，他明确主张“生活教育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45]
应该指出，制造“生活工具”似乎有点接近杜威的工具主义思想，可是，在杜威看来，行为只是“S-R”（Stimulus-Response，刺激-行为）偶然重复。杜威所认为的工具是偶然的再循环。这里忽略了有着人类行动的S-R循环的必然性和人类发展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杜威忽视了在造成人类行动的S-R循环的必然持续新的人类和环境之间，介入了“生产手段”这一问题，使人类的发展消失在自然生长这一环节之中。
可是，陶依靠介入“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生活工具”，把两者作为构成实体来理解，换言之，即他把握住在主体和环节之间介入“生产手段”这一问题，他进一步用“生活工具”将“物质”和“精神”统一地体现出来。而这一体现即“生活”，这个生活又成为“生活”的双重内容媒介，并在这“生活”本身里发现社会的诸关系。同时也预见了“生活”内在的自我开发。
（二）在既存关系之中建立志向
陶确定“生活工具”，研究“物质”同“精神”的关系，以谋求“生活”里的“合一”，希望农民在这两个既存关系中寻求自立，这两个关系表现出他着眼于把帝国主义列强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和军阀同人民大众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注意到阶级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第一，从君主专制遗留下来的统治结构和守旧、复旧的状态中自立起来。陶认为，封建专制下的农民生活是最落后的。“乡村教育虽是为农民谋求幸福，但是以农民生活出发，能否达到目的是很可怀疑的。”所以“我们鼓起勇气把乡村教育的摆子使劲摆到野人生活上去。”[46]
所谓“野人生活”就是设想封建制度成立以前的农村生活，一面打破今天农民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一切，置身于这个环境之中。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体，这时就表现出他求生的愿望。也就是说，农民已经意识到摆脱那旧的伦理观和旧的价值观，而且，这里的“野人”要处理日常生活中所有的问题。所以人类的这种生活状态是有可能存在的。[47]我认为这是以极端经验为基础的一种思维。
可是，陶接着有如下的叙述，让人们看到掌握住“生活工具”支配关系的功能，“我们从野人生活里，感觉到人的身体是不足以应付环境的，我们觉得人类要想征服天然势力，必须发明、制造、运用身体以外的工具。”[48]陶在此明确地将“生活工具”置于主体和环境之间，在把两者关系作为实体来把握的同时，又把改革关系自身当作“工具”。也就是说，这时的陶已不再停留在经验主义观点的范围之内。
陶历史地看待封建的统治关系的形成过程，从而明白，据知识为己有的“老八股”依赖买办阶级的形成，还在承袭着这种关系。所以，他把“老八股”叫作“伪知识”阶级。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又由“洋八股”承袭旧的关系。[49]这样一来，陶在“老八股”“洋八股”依然存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支配结构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生活工具”论，认为人民大众必须掌握包括文字、书本在内的“生活工具”，并认定“生活工具”来自于“生活”，在“生活”中认识“生活”，实现自我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