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集团”问题，上面已经说过，“自立、自治、自卫”是“乡村师范”这个集体的既定方式的表现，在这儿重新把“生利”的问题和“生活”相提并论，在“生产力和武力合一”的情况下，“乡村师范”被反复地强调。陶把落后的村庄里的农民同军阀、地主的关系理解成既是现象又是实际的概念，还谈到正在同“土匪”进行战斗。这里的“生产力”被认为是支持“武力”的条件，而“集团”概念把“乡村师范”和“生活”所循环构造出来的社会扩展到落后的村庄里，让“乡村师范”所培养出来的那些“乡村教师”进入“社会”，教育和训练“真农民”，以此来贯彻“生产力和武力合一”。这样，农民利用实际的社会关系，以自身为媒介，认识能使个人得以体现的“生活”，并改革社会关系，“社会”本身也就具有了学校的功能。
总之，通过“生产力和武力合一”的概念，陶开始考虑“生活”和“社会”。换言之，即是“生活教育”思想中“个人”同“集团”的关系。当然，这是还未突破“日常性”的限定范围，适应主义的遗留也还未扫清，但是已把“生活”中的诸关系当作实际概念来确认。同时，在陶的思维里体现出，“生活”自身有教育的功能，“社会”自身有学校的功能。这种现象又体现出陶对当时所谓“训政”的怀疑。
四、“平等和自由”
（一）“生活工具”
当然，陶此时还未冲破“日常性”对自己的束缚，但从“生活力和武力合一”的考察出发，他已开始研究“个人”与“集团”的关系，并打算确认“生活”本身含有教育的意义。“社会”本身有学校的功能，可是现状与陶的意识相反，是一种教育与“生活”脱离，人民的“生活”受到教育的压抑，主体性受到妨碍的状态。他对此有如下的描述“教育以生活为中心，这句话已成为今日学校里的口头禅。但是细考实际，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依然渺不相关。”“我们先前以批判‘老八股’不适用，所以废科举，学堂。”可是现在，“不过把‘老八股’变成了‘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41]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陶认为那当然是“老八股”“洋八股”只顾自己掌握书本，文字为唯一绝对的“工具”，并以此来表现“生活”。因此，“生活”的面貌不能得以全面“展望”，它只能呈现出“岂不要把生活剥削得黄皮骨瘦”的状态。[42]“老八股”“洋八股”以旧、新不同的形式来榨取人民，但本质是一样的。以这样的书本和文字为“工具”所表现的“生活”，必然与教育脱节。实际上，除了表示出人民受压抑以外，这个领会“生活”的“工具”，还必须追求书本、文字以外的东西。陶认为这个“工具”的目的，并不在于书本、文字，而在于抓住人民的全部“生活”，也可以说是为了“达到人生的欲望”[43]。这时，陶着眼于“老八股”“新八股”的新型社会关系，希望把握住在这种关系制约之下，受压迫人民的自身发展的应有方式。他认为，“工具”的内含包括书本、文字和“欲望”。总之，为了促进人民发展，这个处于主导地位的“欲望”，必须是人民大众的“欲望”。
陶给这个“工具”起名为“生活工具”，并阐述了它同人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接触，必定要靠着工具”，“人的特别本领就是专靠自己身体为工具，人能发明非身体的工具，创造非身体的工具，应用非身体的工具。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的。这合而为一的媒介就是工具。”[44]并且证明了用“生活工具”表现出“精神”和“物质”相统一的“生活”的主体——人民大众。换句话说，再显示出以“生活工具”将“精神”和“物质”统一变现出来的“生活”的应有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