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着说：“本校既已参加了农民协会，当为乡村组织教学做之实例，就是已经开始与土豪劣绅、伪农民短兵相接了。”[35]这样的思想意识决定了“乡村师范”这一“集团”的应有形式，必须采取“自立、自治、自卫”。“乡村师范”基本上是以“个人”的“生活”为中心来组织的。以提出其中的“活”同“社会”内的“生活”相循环，孕育出改造“社会”的原动力，这种“乡村师范”作为一个集团一面同军阀、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相抗衡，一面丰富了学生的“活”，培养掌握“生活力”的“乡村教师”。它培养出的“乡村教师”又返回到农民的“生活”之中，帮助农民提出他们“生活”中的“活”，同时和农民一道同军阀及地主斗争，以改造“社会”[36]。陶不仅培养“乡村教师”，而且还把“乡村师范”作为一个培养具有“自立、自治、自卫”价值的“真正农民”的培养场地来加以建设[37]。总之，应该培养具有“自立、自治、自卫”价值的“个人”，再以他们构成“集团”，组成“乡村师范”。
（二）“生产力和武力合一”
陶在把“自立、自治、自卫”作为“乡村师范”的既定模式的同时，以“乡村师范”的“生产力”为课题。他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38]这就是对传统教育，本本主义的直接批判。“生利”即产生利益，它可同“生活”相结合，作为“生活”的既定方式，已显示出而且也意识到“生利”这一点。
因此，以“生产力”实质为基础的“自立、自治、自卫”和“生活”既定方式的“生利”结合，提出了“生产力和武力合一”的思想概念，陶说：“深望诸同志努力合作，训练真农民，使生产力和武力合而为一。”[39]
这一认识包括两个要点。第一是生活问题。正如说过的那样，“自立、自治、自卫”是农民应该掌握的“生活”基础。“生利”是“生活”的既定方式，必须教育农民，也要求“乡村教师”，告诉他们这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这两者相结合的“生产力和武力合一”，而以“生活”为基础，一面以保障“生活”为条件，农民是“生产力”和“武力”的主体，而且被放在两者“合一”的主体位置上。也就是说，“生产力和武力合一”，又以“生活”的各个既定方式来进行反复地实践。虽然当时的陶还没完全摒弃经验主义的观点，可他却采用了这种独特的形式来理解“生产力和武力合一”与“生活”的关系。
陶把这种认识同与教育有关的社会诸关系结合起来考察，他说：“故谋政制、风格、农、工、商、交通、水利等等之进步亦即所以谋教育之改进。吾人不能专在教育上谋改进，即以为可以完成达到吾人之目的。”[40]越是依靠教育，不断地改变“主观”，改造“经验”，就越能否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国家统一、实现共和国的莱布尼兹的“世界秩序和谐”的论调。教育同政治、体制、经济及其他社会各机能不一样，社会各机能都分别处于各自再分离的位置上。所以，“生产力和武力合一”，即是把社会的诸关系放在“生活”的平面上来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