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这种规定的背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有被殖民化的危险。要打倒帝国主义的人民，面临着受压迫的现实性危机。也就是说，为了谋求国家这一“集团”的自由，就要先保障“个人”的“自由”。陶以“平等”为基础，对“自由”做了如下的说明，“现在我们要救中国，应当抑制个人之自由，切不能火上加油的提倡一盘散沙的自由了。”“我忽然悟到人生出头处要自由。”“国家能否得到出头的自由，那就非靠民众之努力与奋斗不可了！”“在立脚点谋平等，在出头处求自由。”[53]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以建立“共和国”，必须考虑肩负着解放和建设重任的人民大众的“自由”。人民大众只有克服自己生存与发展都被人控制的贫困状况，才有条件发展平等，才能期望个性发展。
这样，“个人”和“集团”的组合，是在“集团”“平等与自由”的状态下构成的。“个人”的“自由”固然优先于“集团”的“自由”。但是，必须先把“集团”的“自由”确定下来之后，才有条件建立“个人”的“自由”。为了保证“个人”的“自由”，“集团”内“平等”是第一需求。“平等”能起到巩固“集团”的作用。只有这样，“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保证，这也就确保了“集团”内的高度“平等”。从而揭示了循环于“个人”和“集团”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辩证关系。揭示这一关系的原动力是依靠“乡村师范”所进行的农民教育。
总之，“乡村师范”的组织理论，是把“乡村师范”为中心的“集团”“社会”，当作自立于社会关系中的“政富教合一”[54]的实体概念来理解。但就观念而言，由于设定了共同体，“集团”论本身就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一教育观的体现。
结束语
“乡村师范”的“集团”论，是“生活中心”的教育论。它由初级“集团”开始，向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完整体系的“生活”的集团逐步展开。陶从提出“集团”和“个人”的关系着手，开始将这一观点扩展开来。他把“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观体现在“集团”论之中。
后来，由于晓庄师范学校支援和记洋行的工人罢工，而激怒了蒋介石。1930年4月，学校倒闭。但是，这一“集团”论的思想，被1932年兴起的“工学团”运动基本上继承下来了。在“工学团”里，全面地展开了“集团”和“个人”相互关系的思想。依靠“集团”和“个人”的相互媒介，促进了相互的发展。可是，在它的背后，自行解体的因素却日益增加。这是落后乡村的农民“生活”下降所致。作为拯救人民的思想，它是非常宝贵的，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
这就意味着“乡村师范”的“集团”论，在沿袭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原理，规划以“集团”作为其基本结构的同时，还包含着进一步开展各种教育实践的内容。
（李宏 王学东 译）
[1] 原载名古屋大学《社会教育研究年报》，1986年第5号。
[2] “教学做合一”的“教”就是教授，“学”即学习，“做”就是干和进行的意思。“做”正如“行知行”所表示的那样，是指以人类发展为轴心而形成的概念。陶当初把“教学做合一”当作教育方法规定下来，但后来，又作为“生活”的应有状态而将它不断重复，以把握“生活”。“合一”的应有方式即坚持以“做”为轴心，正如“亲知、闻知、说知”所说的那样，以“知”为媒介并使其构造化。
[3] “行知行”即“做”的自我开展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