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仅仅依赖学校进行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学校在全部教育过程中，只不过像房间里的客厅而已。这样的教育——教的场所，从观念上加以扩大的话，学校实际上是很宏大的，教师多，学科繁，生员充足、广泛，从效果上看也得到了现实的收获。
简而言之，我们创办晓庄学校的目的，当初想的是知识分子和农民增加接触与结合，但不久两者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我们的道理说：①生活从教育开始；②教学做三位一体；③进而发展到社会即学校。
这些方面与民主运动有什么关系呢？农民和工人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教育家是最可亲近的朋友，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晓庄学校，按我们的教育方针活动，竟遇到了种种事情产生了很多障碍，学校陷入了不得不关闭的状态，而我们却更增强了“社会即学校”的信念，为了向“全社会挺进”而加倍努力继续下去。
陶先生的谈话渐渐进入了**，这段时间，在先生的狭小居室里，有同志们进进出出，来访的客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对先生的精辟指示和对策，纷纷加以整理，对我们仍是不知疲倦地继续着。
二、工学团的创始和小先生运动
“一·二八”事件爆发时，我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斗争，大喊彻底抵抗就不用提了，面对入侵者们，我痛感到自己的使命是以普及教育为天职，有必要奋勇向前。随着这个时代的需要，固有的原理和实践相对照，更使我发现了新的原理，这是应该加以说明的。
中国原来是个穷国，教育也应该采用“穷办法”。因此我们开展了小先生运动。但是这个小先生运动绝不是这个时候偶然想起来的，实际上在民国十一年前后提倡“平民教育”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开展“小先生”运动了。当时我有一位五十七岁的母亲，不知为甚么，她有一个要学“平民千字文”的愿望，但我和我的妹妹每天忙于推广平民教育运动，连教母亲学千字文的时间也挤不出来。可是我的孩子小桃才六岁，已经读完了千字文第一册，我曾经要小桃教祖母千字文，没想到这种大胆的尝试居然获得了成功！祖母和孙子，或是相互游戏，或是读书，兴趣越来越浓，一个月后就读完了第一册。当我母亲开始读书的第十六天，我到张家口去旅行时，用千字文课文中的字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收到那封信的母亲，竟能完全读懂。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不能不使人感到包含着重大的意义。
“一·二八”事件以后，小先生运动形成全国性的运动而发展起来了。当时我在上海郊区的大场镇，以“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口号，经营着山海工学团。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绝没有偏重于劳作技术的传播。也就是说受教育者深入到民众中去，以社会全体为学校，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教养水准为目标，这个传播者就是小先生。在大场镇共有二十五个村庄，直到沦陷为止，小先生们为普及教育而奋斗着。当时，在上海特别市区、俞塘、高桥旧公共租界、旧法租界以及山海工学团里，已经有上万名小先生在活跃着。
工学团的具体教育方法是由一位教师指导四十名学生，这是教他们怎样教那些穷人和穷孩子们识字。学校就是发电机，学生是电线，这是把电灯（群众教育）点亮的运动，也就是“社会即学校”，是把学校和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小先生们以“即知即传”为口号传播知识，进一步发展成为由农民、工人、妇女当了“传递先生”。
三、工学团进城——到社会大学
“九一八”以后日本法西斯魔爪肆无忌惮地伸向华北时，一直以农村内部为主的活动，我们开进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工学团的足迹遍布于上海的北新泾、杨树浦、静安寺、曹家渡以及浦东等各个中心地带。
各地的工学团是各式各样的，既有各种工学团，也有报童工学团，还有妇女工学团。他们都边劳动边学习，学了以后又教别人。
我们最后的目的是：
培养求学的嗜好，造成好学的民族。
培养教人的嗜好，造成诲人不倦的民族。
我们的学校（社会即学校），并无一定年限的限制，这就是永远学而不倦，活到老学到老，一直学到最高层的学府，这就是社会大学、人民的大学。
[1] 原载方明（主编）：《陶行知全集》 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