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细雨初晴的早晨，我有机会访问了寓居上海旧法租界里的著名教育运动家陶行知先生。先生多年来从事生活教育，为民主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而战斗着。近年来又推进了社会大学运动，我聆听了先生的高尚信念和多难的运动经验。
我自己潜心于中国的民主教育，从实践第一天开始，已经经过了三十个春秋。这完全是充满压迫与苦难的历史。那时，中国经过八年之久的团结战斗，终于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野心，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真正的民主教育，直到最近才开始走上正轨。
在日本由于普及教育的结果，大部分日本人是识字的，可是以前的日本缺少一个重要的成分，那就是民主，这是带来不幸的根源。中日两国的真正民主教育，可以说是从现在才开始的。但是，在新的民主教育起步时，日本却有不少有利条件，这就是由于普及教育的关系，不仅识字的人多，而且因为战败，摧毁了法西斯的统治地位。然而在中国，民主教育和识字运动有必要同时进行。所以，在中国推行民主教育是困难重重的。
先生在谈话过程中，不时仰视空中的一角，眉宇间使人感到潜藏着一种强烈的信念，那就是洋溢着作为新运动创始人的高尚情操。我当时说，日本在战败以后，仍然残留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还保存着法西斯势力的温床。表面上是在讴歌民主，而真正的日本民主还没有到来。为了清除这种反动势力的影响，日本今后的教育应该是努力于科学教育，特别是普及社会科学的教育。
对于这一点先生说：因为日本有了一定的基础，只要确定新方向就可以了，这是坚定不移的。
一、晓庄学校时代
我所倡导的“普及教育和民主教育”，那是民国七八年前后开始的，到了民国十六年，才逐步形成了一个组织。
当初我们的目标是以“乡村教育”运动开展起来的，民国十六年在南京和平门外创办了晓庄学校。第一个目的是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让他们从事于在全中国普及乡村教育运动。
在民国八年，我发表了关于“生活教育”的演讲，我给生活教育下的定义是：①生活的教育；②为生活的教育；③为生活的提高和进步的教育。但到了民国十六年，我对“生活教育”的定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就是：①人民的教育；②人民教育人民；③人民为提高自己的生活和进步而追求的教育。中国的人口有四分之三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所以普及“人民的教育”运动，那就是在乡村推进教育运动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根据民国十六年以后的教育活动经验，我们发现了若干道理：
第一，所谓教师这个职业，虽然过去只是参与教育活动，但教师有体力，有手也有脚，是具备足够的劳动能力的，所以我们意识到，作为我们运动对象的农民，也不应该仅仅是从事劳动，在这同时也有思考问题的必要，也就是说，思考和生活是有具体联系的。一旦手脑并用时，农民和工人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农民和工人。另一方面教育者实现手脑并用时，也就开始形成有创造性的学者了。
第二，“教”的本质是“学”，而“学”的本身是实践，学了以后就能教，这就是“教”“学”“做”三位一体。“做”是指广义上的生活实践，学了又教，这不是什么手段，而是一个整体。如果想到教育，那首先应该是手脑并用，所以思想和生活是合二为一的。换句话说，这是“劳力”的同时也是“劳心”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活动实践，自然会感觉到仅仅是学校教育，存在着明显的狭隘性。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发现了第三个道理。就是说为了真正的教育，应该考虑到“社会即学校”，整个乡村是我们的学校，扩展开来，整个中国是我们的学校。再扩大一些，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