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行新教育的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们，在社会现实中，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道路呢？在此，想以下面三位学者为对象，做一番考察。他们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从师杜威，后又在杜威访华期间陪同访问并担任翻译，积极推行新教育思想的哲学家胡适（1891—1962年）、教育学家陶行知（1891—1946年）以及在教育界推行道尔顿教学法的实践家舒新城（1893—1960年）。
一、胡适
胡适作为退还义和团赔款的官费留学生留学美国。其间，于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此后，他提倡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积极地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对反封建主义的文化运动的推动起了重要作用。
胡适反对“中体西用”论，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的一切，提倡“全盘西化”论。他根据实用主义的“实验精神”，主张采取只相信得到确证的事物的科学态度，认为知识是调节生活的工具，主张用这个工具去一步一步地解决具体的问题，使中国接近近代西欧。根据这一观点，他反对革命主义，企图依靠有良知的人们组成的“好人政府”逐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1924年出版的公民教科书第三册“好政府”一节中可以看到与此相同的主张。由于持有这种亲西方的改良主义观点，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参与五四运动以后的反帝爱国运动。胡适在和李大钊（1889—1927年）进行“问题和主义争论”时，公开表明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抛弃了初期对儒教的激烈批判，给传统思想披上了近代的外衣，终究成为向封建势力妥协的拥护者。不久，他便参与了蒋政权反动政策的制定。
二、陶行知
陶行知和胡适同龄、同乡，并且也从师于杜威，是新教育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之一，但他选择的却是一条与胡适绝然不同的道路。
陶行知在杜威和孟禄访华时，承担了演讲、旅行的翻译及照顾生活的工作，并努力宣传杜威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时该社章程的起草委员，在该社成立后担任主任干事（1922年），并积极地参与新教育的推进活动。他在此过程中认识到，在原有的学校里实行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方法，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而大部分的教师为传统知识的注入式教育方法所束缚，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可是，他看到，就连这样的教育，也仅仅只有不到十分之二的儿童能够享受。尤其是看到，现政权对占中国社会85%以上的农村儿童的教育完全置之不理的现实后，他认识到，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才是最为紧要的工作。因此，他于1922年组织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又于翌年（1923年）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一职，埋头从事平民教育运动。
1921年12月，在为孟禄来华举行的“中国教育讨论会”上，陶行知做了发言。他说，“必须重视中国社会85%以上的农民的教育。因此应该在广大的农村普遍地开办师范学校。为了改变师范学校只在主要城市开办，而毕业生又根本不愿到农村、山村任教的现状，除了搞好乡村师范的建设外，别无他法”。[2]
1926年11月，他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全国乡村教育改选宣言”，向全国呼吁为乡村师范学校的开办而努力，并开始去实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