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死要脸，难免活受罪。[64]
五、两个生活教育
（一）东京池袋地区的“儿童之村”
被迫离开晓庄的陶行知，暂时隐居在上海租界，不久便流亡日本。过了一段时间又潜回上海，仍蔽居租界，一面继续从事通信教育——“自然学园”的工作，以及为《申报》撰稿，一面进行山海工学团的筹备。
陶行知流亡日本，大约是1930年四五月至年底的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他在日本的活动，他自己固不用说，别人也没有任何评论他的文章。如后所述，他的长子陶宏在回忆录中提过“父亲似乎从日本给我邮过什么书”。
1930年下半年，日本教育界掀起了无产阶级教育运动的**，同年8月开办新兴教育研究所，9月创刊杂志《新兴教育》。我至今也未见过陶行知与这个教育运动的推进者们有任何交往的资料。
日本教育运动与陶行知教育运动间的交往，是在行知从日本潜回上海以后，以间接方式开始的。
日本的新兴教育运动标榜激进的意识形态，此运动遭到镇压后，随之组织起反对军国主义，更符合日本现实的教育，这就是生活缀方运动。这个运动囊括了许多团体，其中一个团体的目标比生活缀方运动更广泛、更彻底，他们主张具体实践生活教育，于是先后来到东京池袋地区的“儿童之村”小学执教。这个小学创建于1924年（大正13年），早就是自由主义教育的中心。
试看池袋“儿童之村”小学的活动家们是怎样同陶行知间接联系的吧。
——昭和9年（1934年）的4月10日，陶行知的学生叶维奏等一行中国人来到“儿童之村”小学访问。他们谈到，被蒋介石追捕的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译者注：原文如此。据史料考证，该事实有误）陶行知，在上海用即学即教的方法教流浪儿识字，一边抵抗着蒋介石的迫害，一边在文盲之国的中国开展识字运动。这番话使我们深受感动，后来我与上海之间也互通书信。在陶行知主办的杂志上，登载过几篇介绍东京“儿童之村”小学的报道。他们还给“生活学校的诸同志”寄来了陶行知著《生活教育论集》和两本童谣集。……不管怎样，通过深为关心中国民间教育运动的牧泽君和我，连“生活学校”也受到陶行知的影响，这是非常有趣的。[65]
“儿童之村”小学的同人，从1935年1月起发行了杂志《生活学校》，编辑是户冢廉。这儿的牧泽君就是同仁之一的牧泽伊平（已故）。牧泽用笔名岸本辰三，在昭和10年（1935）1月1日的《生活学校》创刊号上，介绍过陶行知和山海工学团。文章的题目是：《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世界新教育运动的动向（一）》。他还根据陶行知及其小组“生活教育社”的机关杂志《生活教育》上的报道和照片，自己又用照片的形式介绍过“小先生”活动。现抄录照片的说明如下（照片空缺）。
陶行知先生自辞去北京大学教授[66]之后，不久便在中国南方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但是，当时的政府对它进行了残酷迫害，乃至强行封闭，这是8年前的事。当时立志于中国普及教育的人们，听到这一“令人痛惜”的消息，没有一个不呐喊的。
晓庄师范是什么？确切地说，就是拥有一幢校舍的教育场地，这就是学校。因此，不管它教育管理的组织如何，倘若失去作为中心的这幢校舍，也就必然会动摇这个管理中心。于是陶先生后来创建了没有校舍，教师有充分自由，而教育不会间断的学校，这就是“工学团”。这种被称为“工学团”的教育组织正以今日之上海为中心蓬勃发展起来。
在国家经费极少，国民读书机会难得，经济力量不足的中国，陶行知所创建的“工学团”这种教育组织，是再好不过的了。那么，这种“工学团”是什么样的教育组织呢？下面我根据工学团发行的机关杂志《生活教育》的画报，对它的概貌作了一个生动形象的介绍。
小先生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