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小光棍，（原注：汪校长来信给他们的绰号）
数数是七根。
小的十二岁，
大的未结婚。（乡间十六七岁就结婚）
没有父母带，
先生也不在。
谁说小孩小？
划分新时代！[62]
1935年秋，这些孩子在淮安——上海旅行经验的基础上，准备在广大的地区内做宣传抗日救国的旅行。成员17人在汪校长的率领下，于当年10月10日从淮安出发。当时，南京政府以“读书救国”的口号要大学生守本分。对这次儿童们的行动，也用同样的方式，要他们不要旅行，回到教室里去，对这个旅行计划表露出极端厌恶。而陶行知的弟子们强调“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口号，决不让步。根据一位名叫哈华的作家写的报道《新安旅行团》（1950年3月天津知识书店发行），得知旅行团虽受到南京政府在各地机关的阻碍与干涉，仍旧继续旅行。到1938年秋武汉会战前夕的大约3年中，他们的足迹遍及了16个省市。
旅行团的孩子们，把蒙古的牧歌改编为抗日战歌，教给蒙古人民。
同胞们，
你们的牛羊健壮吗？
日本鬼子已攻占了伊盟，
知道吗？同胞！
那帮家伙横行霸道，
南方的同胞已起来抵抗，
快来吧！我们也要站起来，
抵抗就是胜利。
同胞们，
跨上你的骏马，
快奔向抗日的战场……
晓庄师范时期，学生们成立过“晓庄剧社”，他们把歌、剧和舞作为教育农民的一种武器。陶校长又写脚本又当演员。受陶行知影响的儿童、青少年小组在自己组织的活动中，经常有效地利用这种艺术教育。1938年秋来到武汉的，除新安旅行团外，还有专业儿童剧团。国民党官吏视此为累赘。
此外，晓庄时期以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为中心成立过“乡村教育先锋团”，讨论、研究教育问题。在山海工学团建立的前后，又以该团体为基础，组成“生活教育社”，开始发行杂志《生活教育》（半月刊）。
陶行知自1936年夏去海外旅行，到1938年秋回到武汉，又经过桂林到达重庆（详后）。
在郭沫若写的抗日战争初期的回忆录《洪波曲》（日译《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可以窥见当时的部分情况：
“儿童剧团的孩子们，在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他们化整为零地带着难民的孩子逃了出来。他们逃到武汉时，我正在长沙。他们先分别向市政府、市党部和什么抗敌后援委员会等请求收编，但那些党老爷们、官老爷们却要解散他们，把他们分到各处的难童收容所里面去，这，他们是死不愿意的。正当危机存亡的时候，我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来找我商量。这是义不容辞的。
“……他们始终是自己管理自己，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丝毫也不肯懈怠。然而，他们逐步受着限制、迫害、隔离、摧残，而终被解散了。
“……十二月到达桂林那时陶行知也在桂林，他召开过一次小朋友的大会，似乎就是‘生活教育社’的年会吧。他曾邀请我去演讲，我说过：‘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有了改变了，并不是下一代不如上一代，而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这一转机，就是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给予我的。”[63]
行知号召农民从蒙蔽自己眼光的迷信中解脱出来，砸碎束缚他们生活的旧风俗。这里举一首当时山海工学团的诗。诗前有一段“序”。
农村破产无日，破于帝国主义，破于贪官污吏，破于苛捐杂税，破于鸦片烟，破于婚丧不易。
秋平、曼雯二人化3元大洋结婚，曾给农友以有力的感动。我曾作歌数首，宣扬这空前的美事。
前日小先生沈某某的叔父去世，驮债治丧，几致倾家**产。沈禹生团长与我谈及此事，乃知治丧新法之提倡，不容再缓，特托王振乾君为我创造5元的寿材一具，陈列在山海工学团，志在唤起农友之觉悟。我写这首歌的宗旨，也只是要宣扬养生重于送死的要义。
来也**裸，去也**裸；
自由复自在，不想求什么！
我虽不怕死，只怕出孝子；
孝子厚葬我，全家要饿死。
寿材已做成，不管好和歹；
谁比我早死，可以先来买。
要想活得好，便须死得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