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尼穆·威尔斯在从中共党员那里听来的谈话的记录中（《红尘》日文版上卷），收有当时的许多回忆，饶有兴味。例如，
1921年在武汉的董必武说：
“在目前的武汉，思想上空想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激进青年们，对‘新村’的建设运动很关心，这个运动的中心是中华大学，领导人是恽代英。那些‘新村’建设派起初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可是不久就开始讨论起马克思主义来了，随后大部分加入了共产党。”
与陶知行出生于同一家乡的徐梦秋，在谈到当时的安徽情况时说：
“我们为了拟定重建中国乡村生活的方案，以20名学生组织起来读书会。想以这个小组去实验‘新村’运动，像傅立叶[53]或欧文[54]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一样。于是，我和一位学友两人开始读《响导》《新青年》《先驱》等杂志。到了1923年，我的想法由于受这些杂志的影响而改变了，于是准备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遭到“新村”主义读书会成员的反对。”
无政府主义者，乃至被乌托邦思想迷惑的人，还有不久就把他们的信仰抛弃了的人，或者一开始就以自己的看法持批判观点来看待‘新村’的人，还有包含这些形形色色的曲折因素的白桦派[55]的人道主义者等，给予不断觉醒的中国青年的影响一定不小。如作一个图解式的说明，那就是先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洗礼，并在一段时期内热衷于它，但很快又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青年们，终于成为革命“前卫”思想的一支重要力量。可陶行知在经办学校和政治活动过程中，虽然直接、间接地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但“新村”思想始终从未从他心中消失。
据说徐梦秋是1901年出生于陶行知家乡——安徽歙县的一户世代地主、书香之家。[56]1914年进入他叔父执教的私立学校读书，在3年的学习期间与叔父的交往中学到了许多知识。二叔父死得早，家里也贫穷了，他全家和这位叔父家的关系很好。可是，他另二位叔父很有钱，却一次也没有帮助过他们。徐的父亲很希望他作一名教师，但是他说：
“我老早就知道，财产这个东西，只能在同阶级里接济朋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贫苦人，所以同情贫苦人。我很清楚，作一名教师没多大出息，因为能雇佣我的，只是有钱人，我对贫苦人是没多大帮助的。”
出生于安徽省歙县的这两位人物，一位是寄希望于儿童的创造性及对农民的献身，简单地说就是始终满怀对人类的乐观，在反动政权下当了一辈子教师的陶行知；另一位年少的，是掌握了以拥有财产的多寡来衡量人们的这一智慧，总结出“作一名教师没有多大出息”的教训，从而投身于革命阵营的徐梦秋。这里，不仅只是坚持“新村”思想与摆脱这种思想的问题，先后出生的同乡人以少年时代的生活体验和认识为基础，在选择终身职业的这个问题上，一个作了“人民教师”，一个直接投身于革命。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三）“小先生”的诞生
在山海工学团中，同陶行知的名字一道为众人所知的活动，就是提倡“小先生”制。儿童不仅能教儿童，还能教大人。陶行知拿出不少“无法动摇的论据”，在工学团周围区域开展了“小先生”运动。不用说，其做法的基础是期望、确信儿童的创造性，但也是在缺少教员、在军费吃掉文教费，学校面对文盲、贫困这堵墙的包围这些困难处境下，迫不得已提出来的一种教育普及方法。
山海工学团在1934年1月28日召开了“小先生总动员大会”。让我们从1935年初陶行知的著作中，抽出一部分来看看。
“我们开始提倡平民教育的时候，家母是57岁。她当时就发了一个宏愿，要读《平民千字课》。舍妹和我都忙于推广工作，没有空闲教她。那时小桃才6岁，读完第1册，我们就请他作小先生，教祖母读书。这大胆的尝试是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