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强调：“如果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那么中华民国会变成何等庄严的一个国家呀！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
村民们高呼：到东北去！把东北拿回来！不久，地区自卫武装组织决定派遣东北义勇军。
这篇连载读物后来印成单行本（我手上保存的是战后的新版。上海新儿童书店，1951年3月第4版）时，声称是“教育小说”。称之为“教育小说”，确有其独特的风格。
在小说里，作者以晓庄师范时代的经验为基础，以作者化身出现的朱先生，在阐述教育论时，展现了作者的思想蓝图。可是，就在连续登载的过程中，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在史量才等人的资助下，继晓庄之后创办的学校，是1932年10月建立在上海郊外的生产学团，陶行知把它命名为“山海工学团”。 工学团的地点因为是在上海市近郊大场附近与宝山县接壤的地方，所以取名为“山海”。不称学校而定名为工学团，这是《古庙敲钟录》里的计划付诸实施的具体反映。
关于工学团，陶行知写过一些文章，并以各种方式加以说明。这就是：“用众人的工作养活众人的生命；用众人的科学明了众人的生命；用众人的团结力量保护众人的生命。”
“工学团”是工作（活动）的工，科学的学，团结的团，这是工学团的宗旨。它的现实形态是打破了小型学校、小型工厂（农厂）、小地区社会，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生产学园。在东西约十公里，南北约五公里的地区，以所有的农家作为教室兼工厂，一年后就建起九个儿童工学团，小学生约为300名。陶行知还为青壮年先后办起养鱼工学团、棉花工学团、织布工学团及妇女工学团。儿童工学团原则上是每天组织4-5小时的上课和2-3小时的劳动，孩子们的劳动分为木工组、藤工组、饲料组。
1932年9月，蔡元培、宋庆龄等人发起并组织保护人权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0年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报请要求逮捕的“反动文人”鲁迅，1933年1月经蔡元培推荐，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选为执行委员。与此同时，被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陶行知与鲁迅先后投入了新的战斗。
（二）经验与空想
从晓庄师范，《古庙敲钟录》，到山海工学团。
把实践——构思——实践揉在一起，试图在一定地区实现理想社会，这是一种牧歌式乐天的、空想的方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陶行知把农民的甘苦作为自己的甘苦。正因为这点，他认为只有把这种甘苦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担负起来，生活才有意义。这种自觉的，赎罪似的心情强烈地影响着他。他去世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论家认为：
“陶对农村社会，以及农民问题缺乏阶级分析。他不主张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改革，提倡阶级调和的生活教育。直到最后，还是没能打消他那‘新村’的幻想。”[50]
这的确击中了他思想的一面。
读《古庙敲钟录》，朱先生那滔滔不绝的议论章节，令人折服。还有，那充满乡土气息的古庙学堂和小乡村，很有点奇异的魅力。虽然不能完全称它为“桃花源”，但的确是“新村”的幻想，却又比“新村”更富有泥土味。
陶行知直到最后也没有丝毫放弃过的“新村”思想，在1921年至1922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广泛地吸引了后来先后成为共产党员的知识青年。无独有偶，日本的武者小路[51]及有岛武郎[52]也有这种思想。关于他们的实验，“五四”前后周作人已有介绍（《新青年》1919年3月号，1920年1月号）。澎湃在日本留学时倾倒于有岛武郎，他归国后，于1922年秋，把广东省海丰他父母遗留下来的土地分给了农民，这也许就是他认真学习和实践那年夏季北海道羊蹄山麓的“有岛共产农场”（真实的名称是“共生农园”）的先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