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在1931年写的《大扫除》一诗的绪言里说：“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向《自由谈》投稿？’我说：‘我就是爱它那自由二字’。我见了《自由谈》，便联想到儿童的自由、妇女的自由、被压迫民众的自由、世界弱小民族的自由。我在这里要开自由之炮，破奴隶之城，缴奴隶主之械，解放奴隶之镣，不使人间再有奴隶，人人成为自由人。”[48]
与一贯辛辣，好似“匕首”的鲁迅的杂文相比较，总感觉到行知的评论，时而似寒峭的秋霜，时而又充满诙谐，犹如春风。他在这个时候的写作活动，不同于其他时期。此时他写了连载小说，在《申报》副刊上连续登载78回，其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小说的题目是《古庙敲钟录》，写的是某座古庙里敲钟人的故事。
事件一直没有平息，在被通缉的日子里，陶行知无奈只好停止公开的实践活动。在这些日子里他有兴致把往事的感怀用“讲故事”的形式寄托于笔端。这样一来，作者的观念倒可以相当坦率、雄辩地得到阐明。
这里要一字不漏地翻译全文当然并不可能。虽说小说反映了作者的观念，不过我认为那是在一种独特的气氛中，表白作者的内心情感。
试看这本“小说”的梗概[49]：
《古庙敲钟录》是一位敲钟工人随手所写的笔记，并不是一部有系统的著作……您可以说这是他的自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的生活史。
敲钟的钟儿，要照料和尚的生活。有一天，和尚与村里的年轻寡妇通奸，被村民们发现。和尚意外地被赶出了佛殿。于是，钟儿就考虑召开一次村民大会，商讨在佛殿里开办学堂，在镇上招聘先生。
各家代表拥挤地来到大殿上。代表是色色俱全。家人最多，大致是中农阶层，好像没有贫农，还有吸鸦片的老板。他们就菩萨而言，发生了议论，在佛殿里办学，用一位老太太的话来说，就是：“烧香的时候可以看见孙儿念书，可谓一带两便。”于是，决定让菩萨依旧不动，在佛殿里开办学堂。
从镇上招聘来的先生，对钟儿说了他准备在古庙学堂和这个小村庄里实践他的教育思想。那是一个“摘下社会和学校的篱笆，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的学堂；是一种“奉万物作宗师”的教育。先生为了进一步防止周围的土匪，保卫学校和村庄的安全，把以古庙学堂为首的全体村民武装起来，组织了自卫队。
朱先生论述：“你看看小孩被土匪撕票，东三省被日本占据，弱小民族被人压迫，凡是以社会为学校，奉小孩为上帝的人决不能袖手旁观。如果要教育，必定是最先培养保护小孩、国土与打倒强权的威力。”钟儿问道：“现在国家已到生死存亡关头，中华民族除军事之外，还应该受什么训练才能起死回生转危为安？”朱先生说：“教育是在与国难赛跑。依我看来，中华民族应该同时受六大训练才能渡过难关。这六大训练是：
①普遍的军事训练，使人人成为保国的健儿；
②普遍的生产训练，使人人成为造富的工人；
③普遍的科学训练，使人人能在劳力上劳心；
④普遍的识字训练，使人人获得传达思想的符号；
⑤普遍的民权训练，使人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人；
⑥普遍的生育训练，使人人到了生育的年龄可以生得少生得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
钟儿又说：“少生，国力不就减少了吗？”
朱先生看到招致中国农村临近崩溃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人口过剩。为此，首先必须节制生育，而且对于既成的事实，解决人口过剩的方法，就是充实军队。因而，他认为军队应转化为生产集团和地区社会自卫集团。南京政府从军事费中拨出一部分经费来经办这个新集团，正是朱先生的希望。他说，把这个集团称之为“工学团”吧。古庙学堂已经打破了“传统学校”的框框，孩子和村民，学习和劳动，还有自卫武装的集团，这就是古庙工学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