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邹韬奋和鲁迅一起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6月，该盟副会长、国民党员杨铨[77]遭国民党暗杀。在举行杨铨的葬礼时，对准备前去参加的鲁迅，有人劝告他很危险，最好不去。然而，鲁迅还是不顾一切参加了葬礼。据说他出门时，连自己家里的钥匙都没有带。6月下旬，邹韬奋去海外旅行。12月《生活》周刊被迫停刊。
邹韬奋在欧洲各国过着流亡生活。1934年夏，去莫斯科访问了4个星期。1935年考察美国各地，同年8月下旬回国。《生活》周刊停刊以后，到1934年改换发行《新生》周刊（编辑：杜重远），保持了每期10万份的发行量。然而，在1935年5月4日发行的《新生》周刊（第2卷 第15期）上，登载的随笔《闲话皇帝》，招惹出“笔祸”，当事者被捕，《新生》周刊被封。原因是监督违反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即所谓“敦睦邦交”令言论的当局，认为不该登载侮辱日本天皇的文章。邹韬奋归国后，继《新生》周刊，11月又编辑发行了周刊《大众生活》。
1935年底，救国会运动达到**时，《大众生活》发行量最高达到每期20万份。1936年2月《大众生活》被封。同年6月易地香港发行《生活日报》。《生活日报》的“副刊”——《生活星期刊》（“副刊”主要登载一些色彩较浓的特写记事）独立出版。8月，上海发行《生活星期刊》。
1932年底开始由生活教育社编辑出版的杂志《生活教育》，现在看来1933年全年的《生活》周刊，以及从1935年秋到1936年的《大众生活》周刊均是由生活书店发行的。
杂志《生活教育》赠送给池袋儿童之村小学，是1934到1935年这个时期。生活教育社同人内部，在这本杂志上开展了“生活教育”的争论。我还未将该杂志弄到手，就在收集该杂志文章的《生活教育论集》（1937年4月生活书店发行）上，了解到该杂志上所讨论的内容。这场讨论是由同人对陶行知生活教育论的批评引起的。问题提出者满力涛，是刘季平的笔名。刘季平就是在前面介绍晓庄师范“校史简介”提及的那位中共党员。
批评里承认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生活教育理论，是蒋政权统治下的青年和大众所要求的教育。但是，把社会当作学校，通过生活本身接受教育的生活教育，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还缺乏具体途径。为此，批评者指出了陶的理论的“空想性”，要求生活教育的“科学化”。
陶行知与杜威理论之争——就是把“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翻了一个筋斗，提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他又反对洋八股，即反对集洋化教育、封建主义和反共政策之大成的蒋介石的“读书救国论”，始终主张“从实际生活中学习”。从晓庄时代到山海工学团，他的“生活”概念的内容有时也是唯心的，具体设想怎样的生活呢？在这点上往往表现暧昧。批评中指出的“空想性”大概就是指的这个吧。但是，从他的出发点来看，我认为他的从生活，即他对经验主义理论的乐观，使他产生了对“生活”的依赖。
自生活教育社同人内部提出批评以后，行知在1936年写的文章中说：
“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应当说，从这里可以看到“生活”概念内容的深化发展。而且，这个“生活”的质的变化，是通过他本人积极参加救国会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得到支持的。生活教育论者陶行知，1935年下半年之后，通过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换句话说，就是用他在运动过程中新的质的实践，来继续锤炼“生活”概念的。批评家所谓的“空想性”，伴随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