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庄师范学校遭到镇压后，被迫解散了。既然管理中心在校舍，学校一被封闭，教育机能也就完全消失了。然而，工学团这样的学校却没有专门修建校舍，而是在农家、木工场等，凡是孩子能够进行活动的地方，就是教育的场所。同时，孩子是孩子的先生，这自不必说，也还是大人的先生。学校是“没有校舍的学校”，“教师有充分自由的学校”。这样，无论是从上面或从外界受到干扰，也是“教育不会间断的学校”，即便受到压制，教育的机能也会在各分散处不断地继续下去。工学团并不注重学校的设施、设备和在这个范围内对孩子们的纪律约束，而是主张实际的生活能使孩子们自己通过生活，而又为了生活去接受教育，这才是根本的目的。陶行知“发明”的工学团这种形式，无疑是给予在反动政治下去实践生活教育的一种鼓励与规劝。——在牧泽先生的文章里，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和其实践流露出强烈的同感。
由于日本法西斯的镇压和财政困难，池袋“儿童之村”小学在1936年被迫解散了。同人杂志《生活学校》勉强维持发行到1938年8月，终于在强化的管制和压迫下停刊了。
日本全面战争的前夜，东京池袋与上海郊外之间一度架起了往来的桥梁，我准备把它的过程写进“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中。
（三）包含“生活”意义的工作
1932年10月，山海工学团创办的前后，陶行知组织起生活教育社，创办了杂志《生活教育》（半月刊）。该杂志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书店负责人邹韬奋。
陶行知自晓庄师范时代开始，就主张推到隔离学校和社会之墙，把生活本身作为教育的现场，以自然、社会现象为教材。生活教育是在当时晓庄师范以陶为中心组织的研讨教育问题小组和乡村教育先锋团的基础上结成的。另一方面，邹韬奋自1925年以来，把一直拥有众多读者的《生活》周刊作为基础，于1932年开办了生活书店。从此，这个书店便担负起《生活教育》发行的重任。
《生活》周刊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刊物。社长黄炎培，就是在1914年，当23岁的陶行知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时，作为江苏省教育局长出席毕业典礼的人物黄曾受过日本手岛精一工业教育的影响，1917年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新教育、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行者。教育社发行了杂志《职业教育》（月刊）。全国都市、乡村的青年读者，对该杂志每月出版一次不大满意，加以杂志的学术性较强，为此，担任编辑的邹韬奋打算另出一种周刊，每星期日发行。于是，邹韬奋在1925年创刊了《生活》周刊。《生活》周刊不仅征集国内著名文人的稿件，而且还刊载“国外特约”通讯。最早被邀撰稿的，是一位旅居日本叫徐文玉的妇女和旅居美国的社会活动家李公朴。该杂志的特点，是大量登载读者来信和编者对来信的答复。发行量从1925年创刊时的2000份，3年间猛增到4万份。1929年8月份，进入30年代后，又从12万份猛增到15万份。而且，当时在美国给这个周刊撰稿的李公朴，后来成为陶行知教育事业的帮助者。
《生活》周刊，本来是职业教育运动团体的机关杂志。其任务是：向全国读者介绍有关职业的指导和提供信息。但是，到了南京蒋介石政权成立，和他推行反共政策，对苏区多次进行军事扫**时期，城市、乡村便出现大量“失学”青年。他们在《生活》周刊上，大肆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向社会提出疑问。“九一八”事变以后，邹韬奋逐渐把实现民主和抗日作为宗旨，愤怒抨击蒋介石对日妥协。这难免不表现在他答读者问的字里行间。广大读者以此刊为政治教育的活教材，培养自己对时局的认识。以失学而又无固定职业的青年为中心，在“读者与编辑”一栏里，相互不断交流思想。周刊以15万份的发行量创造了中国新闻事业界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