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在这篇文章后的“记者的话”（编辑：户冢廉）这样说道：
“世界新教育运动的一项，的确是应该登载介绍世界新教育联盟及其加盟各国的生气勃勃的活动。从正在编辑中的岸本先生处我看到了4月份参观儿童之村的中国新教育运动家们主办的杂志，了解到在某些文明国家，该运动的出发点是观念性的、理想主义的、精神至上的。与此相比，中国的运动实质，是从全体国民生活的整体需要出发的，是炽热的。我随即求岸本先生要了那篇稿件[70]。真希望看看在中国这样特殊的、遭人**的国家里，先知先觉者是怎样活动的。“
（二）与“工学团”同感
通过《生活学校》创刊号，陶行知与小先生的活动才首次广泛地介绍给日本的教师。生活缀方运动的成员，国分一太郎[71]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主要是为识字运动而开展的‘小先生制’，在缺少文化的乡村，通过孩子对大人的启蒙这件事经我认真考虑后，终于明白了这一道理。因此，昭和14年（1939年）我去广东时，巡视了市内的旧书店，专门寻找陶先生和他的学生著的书；去广东的乡村学校时，也曾大量地收集过有关陶先生的资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了，有了，简直高兴极了。于是在拙著《战地的孩子》（昭和15年）中写入了‘小先生’的事情，在杂志《教室》（原名《教育·国语教育》）上也介绍了陶先生。从陶先生领导建立的中国儿童文化协会编的《今日之儿童》一书中，摘录了中国儿童文化分类，在昭和15年（1940年）发行的，西村书店出版的《儿童文化》上作了报导。就这样，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和他广泛而丰富的实践，引起了我的共鸣。他在内地早就在深入思考我们感到棘手的问题，并付诸实践，这使我十分惊叹。”[72]
昭和9年（1934年）4月，一个自称陶行知的学生，名叫叶维奏的人，参观了儿童之村的小学。人们对他不甚了解。当时来了许多留学生，叶维奏好像也是留学生，到底是“中华民国”的留学生还是“伪满”的留学生，搞不清楚。听了这位中国来访者的一席话，户冢、牧泽两先生对陶行知的经历记录了一个大概。以前说是北京大学教授，又说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均有误。总之，由于这位来访者的一席话，使儿童之村小学里的人，对上海工学团的活动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关心，池袋与上海开始了交流。据说不久，在上海生活教育社的同人杂志《生活教育》上，介绍了儿童之村小学的活动。户冢先生说，当时从上海寄往池袋，同这里的《生活学校》编辑部交换的刊物，由同人中对中国问题最为热心的牧泽先生负责加以汇集，但由于《生活学校》的有关人员遭到镇压，牧泽先生去世等原因，使这些资料差不多全部丢失了。
日本军国主义以伪满和华北傀儡“自治”为立脚点，准备全面入侵中国的时候，日本的生活教育运动和中国的教育运动之间连通着交流的渠道，这倒是一种机缘。所以，日本的部分教师知道陶行知的名字。
载有牧泽先生文章和“记者的对话”的同页上，有一栏目名为“儿童之村——孩子们的小品”（执笔：松村元）的“插话”，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满洲国[73]的孩子
“我一到上海，就看见中国人不管在电车里或路上，满不在乎地随地吐痰。”
“先生，您错了。不对，不是那样的。”满洲国[74]的光明君，生气地加以否认。
“北方我不知道，然而南方可脏呀！”我马上又说。
“哈尔滨不是那样，北平也不是那样，奉天[75]稍有一点。”
这在孩子的心里，回**起了对祖国的爱恋之情吧！中国的军阀不进行抗日战争，就连天真而稚气的孩子，也都沉默了。[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