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教育普及的对象，亦即应该享受教育的主体——大众中去，和大众在一起的时候，他所要求的教育究竟是什么？而且，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如何解决他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以什么作课题，以什么作内容和方法的呢？关于这种追求的一个目标，他认为“在大众解放以前，生活斗争对大众来说，是唯一的教育”。他对生活教育下定义说：“生活教育，是大众自己进行的教育，是大众为了生活和解放进行的教育。”
（三）对陶行知思想的批判和内部批判
在前面已经谈过陶行知经营晓庄师范时期，教育界和新闻界对“陶行知主义”进行了讨论。对他的实践和教育思想，作了怎样的批判呢？下面就其要点作一番整理。
①从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到南京政府时期，有像杨贤江等尽力介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共产党员。他自1922年到1926年，除集中精力在《中国青年》《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外，还在此基础上汇集了教育理论方面的文章，于1929年5月出版了《教育史ABC》，1930年1月出版了《新教育大纲》。在《新教育大纲》中，讨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时，认真分析了蔡元培在民国元年提出的“共和时代，教育能够超越政治”的主张，还列举了欧美教育史实，以及昭和初期，由日本统治阶级进行的教育文化统制事例，作了下面一些论述。
“即便是只看看日本的情况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帝国主义的文化政策与一般政策是不可分的。有的人论及近代教育‘能够超越政治’，还有的人相信进行教育实践，可以不问政治。这些议论最终是无法通行的。”这里所说的有的人，前者指蔡元培，后者虽没指名，但批判的是当时知名的陶行知的见解（例如《我们的信条》等），对陶行知的热心读者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②1932年10月29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发表了以《陶行知主义是中国教育的出路吗？——陶行知主义人口统制论的教育之批判》为题的文章，署名为“子钵”。这是对《中华教育界》1931年9月出版的第19卷第3期发表陶行知的论文《中华民族之出路和中国教育之出路》的批判。
他在《古庙敲钟录》中，借朱先生设想的形式，为了对付国难，提倡“六个训练”，前面已列举过他的第六种“普遍生育训练，少生优生”的观点。在与此前后写作的论文中，他提出了大致相同的三点设想，第一点，让人们少生孩子。第二点，给人们创造富裕的社会，而不制造富裕的少数人。第三点，为人们创造一个平等互助的世界。他写文章以回答批判者的批判，他指出论者是在提出自己三个观点之后，只列举了第一点，就冠以“陶行知主义”之名，是不妥的。作为批判性的文章，应该在认真研究对方主张的全貌之后才撰写。（《生活教育》1934年12月16日号）
③1935年末，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翌年2月，生活教育社组织了国难教育社。陶行知起草了《国难教育方案》，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全文就国难教育的目标、对象、方法等涉及八条。在方法之下他写道：“在行动上取得解决国难真知识，立刻把它传给大众 ，使它在解决国难上产生力量。”
1936年2月7日，《大众生活》杂志第1卷13期，对此发表了批判文章，署名“庶谦”的《对于〈国难教育方案〉的意见》一文严厉地批判了他，认为这个方案的整个基调，并不是出于主张“生活即教育”的陶的原有方式。今天所要求的，是对大众救亡教育的实施，而不是对个人生活教育的实施。“在行动的基础上获得真知”云云，实际上是将国难教育反弄到反动阵营的实验主义，“买办”教育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