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①生活的：传统的学校要收学费，要有空闲工夫去学。有钱、有闲，才能念书。那么无钱、无闲又怎么办呢？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
②行动的：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理论为的是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
③大众的：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在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
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④前进的：有人说，生活即教育，那么又何必要我们去办教育呢？
同在一社会，有的人是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是过着落后的生活，但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
⑤世界的：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那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唯一的学校了。所有的地方都是生活的场所，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
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须的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整个的中华民国和整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学校咧。
⑥有历史联系的：第一，人类从几千年生活斗争中所得到，而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我们必须把历史的教训和个人或集团的生活联系起来。历史教训必须通过现生活，从现生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倘使一个人停留在自我或少数同伴的生活上，而拒绝广大人类的历史教训，那便是懒惰不长进，跌在狭义的经验论的泥沟里，甘心情愿地做一只小泥鳅。
第二，中国已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的生活教育，自有它应负的历史使命。
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就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却的天职了。”
在这里，我们暂时听听他自己对从美国留学回来20年左右的各种活动的回顾吧。下面是他1935年的发言。
“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5]
那些被排斥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外的孩子们，和不能读写的二亿成年男女，全部是平民教育的对象。而且当时他认为“教育统一能促进政治统一”。由晓庄师范到山海工学团（由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教师培养，到对“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的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所抱有的乐观态度，已不复存在。在1933年所写的文章中，将深受蒋介石独裁政权之惠的特权阶级，用我们不太熟悉的语言，称之为“小众”，以完全区别于被压迫的“大众”。
“生活是什么？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中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
作这种规定概念式的论述，让人想起他的导师杜威从生物的生存和成长角度论述的“所谓生活，就是通过对环境的作用，而更新自己的过程”这一理论。一读《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导论部分，就可以明白杜威所谓的Life是由“生命”向“生活”展开的。对“生命体哲学”的深入思考，也许并没有对杜威的学生陶行知的气质有所熏染。进入30年代后的“灾难深重的劳苦大众”的现实，驱使他思索更为迫切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