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美国教育学家C.W·华虚朋访问上海，他是沃内加计划的推进者，在欢迎他的上海租界附近的教师们中间，有一个时期，从事设计教学法的实践的热情再度燃烧。这就是“两个先生对话”的背景。所谓“设计教学法”是民国初年以来projectmethod的译文。
说起“设计教学法”，这个方法的提倡者克伯屈曾于1929年参观了晓庄师范。陶行知记述了和他之间的会谈，仅就记述看来，他们之间就“设计教学法”没有取得一致看法。
陶行知在谈他读杜威的最近著作之后，克伯屈也谈了自己的感想。杜威的新著作是指《苏维埃俄国和革命世界的印象》（1928年在杂志上连载，于1929年刊行）。陶行知说：“杜威先生的理想，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社会里无法实现，而在苏维埃俄国却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实现。”他接着说：“假使杜威先生是在晓庄，我想他也必主张‘生活即教育’的。”
——自己尽量地将先生的理论学成而归。在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这种旧观点、旧习惯很强烈的中国，杜威先生的理论是对传统教育进行批判的有力武器。但是一旦抱着解决被排斥在公立学校之外的农民及其子弟的问题时，先生的理论又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实践。这就是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恰好倒过来，形成自己“生活教育”理论的根据。另外，先生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不同的社会体制、“民族土壤”等问题上的看法，不也是从旅行俄国的具体考察中得来的吗？
从与克伯屈会话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陶行知的想法。
以杜威为媒介，通过对教育理论和社会体制的深入考察，深深打动他的，是由对理论的关心，转向如何设计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民族未来的现实课题。这一点，读者在他的《苏维埃宪法草案中之公民权》一文中自然能看得很清楚。
（二）“小众教育”和大众教育
继在晓庄师范讲话之后，他多次以“生活教育”为主题进行论述。根据记录所留下来的线索，有《生活即教育》（1929年冬，在早会上的讲话）。从《生活教育》杂志的记事来看，山海工学团和“生活教育社”的成员自1934年到1936年都包括陶行知，而且能够从中看出他三番五次围绕“生活教育”理论，反复地进行讨论。1936年，他组织“国难教育社”，以救国会运动的领导者身份进行活动（7月14日，由香港启程到海外），这一时期写的文章有《生活教育之特质》。[4]
下面，将这个1929年的记录（甲）和1936年的文章（乙）进行仔细研究。
（甲）“‘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很流行的名词，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现在，我把他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
什么是生活？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
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土上的教育，就是生活教育。在这个地域上，我们已经确立了五个目标，这是健康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过这种生活，也就是接受这种教育。要过怎样的生活，就接受怎样的教育。（同克伯屈的谈话，接着这个讲话的这一部分）
怎样看本书呢？学生只是读书，教师只是教书。在生活即教育的原则之下，书是有地位的，过什么生活就用什么书。书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书是不可以死读的，但是不能不用。
前年因为天干，晓庄的‘学园村’饮水不足，学校打了一口井。与全村共用。围绕水井的利用，召开了村民大会，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举出‘社会即教育’的具体例子。
总之，没有把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把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先生是先死，学生是学死，先死与学死所造成的国是死国，所造成的世界是死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