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经营晓庄师范时期，对传统的旧教育和舶来的新教育（穿洋装的“老八股”是“洋八股”）的所有内容，都就它们脱离了实际生活经验的不足作了批判。其证据就是所谓“亲知”等于彻底的经验主义。以这一个思路为基础的思想正是对杜威理论的倒转，即所谓“生活本身是教育，社会本身是教育”，就是他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
当时，蒋介石政府的教育政策基本上是将学生关闭在教室和书籍之中，将青少年与实际的社会生活远隔开来，因此，他的主张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尽管如此，他的“生活”概念的内容仍然是十分抽象的。
在晓庄师范的“早会”中，听了校长引用墨子《墨辩》三类型的知识，而将之解说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学生戴伯韬，后来说陶先生的生平信条在于他从墨子哲学中吸收了“亲知”思想，并将其彻底化为“亲民”和“亲物”。所谓“亲物”就是接触实际事物，亦即从实际出发，和实际结合的教育思想。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他的教育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中华教育改进社）和“走向民众中去”的运动（平民教育运动）都碰了壁。为农民而培养师资（晓庄师范的实践）也在国民政府的镇压之下惨遭挫折，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他，在20世纪30年代走到了中国革命的前列。
1934年夏天，他停用了使用了很久的知行一名，并对今后将继续留下行知之名和“改名”的原因作了一番说明。
三、寻找中国教育的“出路”
（一）教育理论和社会体制
“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几十年……”
虽然文章很短，但可以说是从正面论述这一问题的一篇。这是从日本亡命回国后不久，在《申报》“自由谈”专栏中发表系列随想连载中的一篇短文，题目为《思想的母亲》（1931年11月写作）。
他在1922年到1927年而创立的“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是对杜威“学中做”（learningbydoing）理论的批判性运用。
“只有行动才是思想的母亲”这一观点是“自由谈”随想的趣旨。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到：
“杜威先生分析反省的思想之过程例举了如下步骤：①困难之感觉；②审定困难之所在；③设法解决；④在许多方法中选一最有效的试试看；⑤屡试屡验之后再下断语。
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做不通而发现困难。便想出这种法子来解决困难，不到解决不止，这是科学家，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于是整个科学的生活之过程便成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设想，设想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
他对自己的生活感世伤怀，写了许许多多“诗歌”1931年出版了《知行诗歌集》，此后还相继出版了《续集》和《别集》。他死后，1947年出版了郭沫若写“校后记”的《行知诗歌集》。1981年在其“诞生九十年周年”时，新出版了纪念性的《行知诗歌集》。对几种旧版收载的作品加以整理，收入诗作五百二十篇（附录译诗十首）。
其中一篇题为《两位先生的对话》，只有八十行的短诗（1931年夏），采取的是“设计教学法”先生和“教学做”先生对话的形式，大意如下。
设计教学法先生：
“教学做合一，
学做教合一。
玩来玩去，
只是老把戏，
还不是设计，
大同而小异。”
教学做合一先生：
“大同而小异？
西施少了一个鼻！
教学而不做，
正合士大夫的老脾气。
早上设一计，
晚上设一计，
心里设一计，
笔下设一计，
衔支香烟喷口气，
又是一个计！
比出汗儿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