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筹建晓庄师范时，他就带领学生为校舍建设和农田建设，流下了辛勤的汗水。而且在图书馆还张贴了一张“书呆子莫来馆”的标语。从1927年3月建校到年终，在每天早晨“朝会”中作演讲，另外写了许多文章，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是对王阳明先生的学说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不同看法。
另外，在第三年度的《生活教育》杂志、1936年6月1日号上以《新大学》为题的文章中，这样地写道：
《大学》里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从前的“大学之道”。新的“大学之道”就不同了。依照新的眼光看来，它就变成了“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亲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
其后的重庆社会大学就把这种“新大学”想法付诸于实践。1946年1月，在他所读社会大学的构思中，这样讲到：
“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宋代程伊川把《大学》旧本“在亲民”改读为“在新民”之后，在朱子学中又读为“新民”，明代王阳明认为旧本好，在阳明学中读“亲民。”
从陶行知的“新大学”所表达的思想到社会大学构思，这两种设想都不过是古代解释的变异。
23岁的他，时常提醒自己：“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但‘中国化’之路尚未起步——”对“杜威学生”的陶行知而言，自此，必须回归到“民族的土壤”中去的动机，一定始终与他相伴随。
（二）“亲知”才是知识的根本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在1927年6月3日的“早会”上，他首次这样讲。在这个讲话中，他引墨子为例证：“《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拒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
同年秋天，他作了两个讲演，一个发展了“教会合一”的思想，将其整理补充为《教学做合一》（11月2日）。另外一个是补充叙述这一论点的《在“劳力”上“劳心”》（11月3日）。此外，同年撰写的文章有《“伪知识”阶级》。
他在晓庄师范入学口答考试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认为孟子的言论如何？”他自己这样叙述：中国的学者们自古以来就解释“致知在格物”，以此来探究科学原理和知识，朱子则提出“即物穷理”这一理论，王阳明由“格物”反转到“格心”，由此踏入求知的迷途，从而使中国科学探索的新芽濒于枯萎。动手、劳心这种行为，才可能说是真正的“做”。如果用孟子的话来做一个比喻，那么真正的“做”就是在“劳力”的基础上要“劳心”。
明代以来，在科举考试科目中，八股文成为重要的内容。八股文给读书人的思维以形式主义的毒害，这种弊端是无法估量的。陶行知认为：在中国有一个“伪知识”阶级。其构成要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老八股”，其二是“洋八股”。所谓的“洋八股”和“老八股”，只是新旧不同而已，不管是哪一方都不是根植于经验的真正知识，而是有一些毫无用处的“伪知识”。这还是对“老八股”和“洋八股”的极大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