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比陶行知小一岁的陈鹤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在同一时期公费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从师于克伯屈和孟禄，学习心理学。陈鹤琴同陶行知一起编辑《平民千字课》，而且在幼儿教育的实践中与陶行知共同努力。陶行知为陈鹤琴所著的《家庭教育》（1925年初版）作序并加以推荐。
在1920年的上半年，思想、立场不同的知识分子们，却在向军阀政府提出要求时，屡次保持一致。1922年4月25日，陶行知、胡适同蔡元培、李大钊等一起联名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极力提倡在“宪政、公开、计划”三点之上进行政治改革。
1924年，陶行知在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写道：中国政治不能统一，但是教育要统一。我们深信教育的统一能够促进和实现国家的统一。的确，这表明了一个改良主义者的愿望。其后，由于经历了晓庄师范经营的挫折，以及他不断地深入“到农民中去”的实践，进入30年代前后，他猛烈地批判了他的同学胡适的政治见解。
1919年春天，他号召教育界的朋友读一读杜威的著作《平民主义的教育》。杜威最有代表性的教育学著作DemocracyandEducation的中文全译本在晓庄师范建校的第二年，即1928年3月出版。在《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的扉页，写着“原著者杜威、翻译者邹思润、校订者陶行知”。
邹思润本名邹韬奋，是陶行知在平民教育运动中的同事。
二、由“知行合一”到“知是行之成”
（一）回归到“民族的土壤”中去
早在留美以前，陶行知从19至23岁在南京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中过学生生活时，青年陶文濬在此赶上了辛亥革命，他宣传孙文的革命思想，而且亲自组织演说会，另一方面，他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为其中“知行合一”的学说所倾倒，并改名为知行。
在此之前，17岁的陶行知进入杭州教会系统的广济医学堂上学，但是，他对学堂当局给耶稣基督教徒的优厚待遇和对非信徒区别对待感到愤慨，半年之后就愤而退学。大致与此同时，以作家身份登上文坛的郁达夫（郁达夫比他小5岁）也是杭州杭府中学堂的学生。对国文很是自信，可一想到今后英语很重要，中途就退了学，之后进了教会系统的之江大学。但是，不久就厌恶这里的气氛，并在日记中写道“这教会学校是座地狱！”
陶行知留美回国之后，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旅途上，曾寄给妹妹一封信，对自己深刻地反省了一番，谈到了从教会学校到留美时期的学校的生活。对形成自我和引起今后对生活进行摸索的兴趣，有重大影响。他说：“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都是很大的缺点。”
他写“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一文的第二年（1924年），致函编辑《平民千字课》的协作者朱经农，谈及这本书的要旨。为了更加普及《平民千字课》，他提出了“怎样办才算好？”的问题。
“中国现在销行最多的书是什么？就我所观察还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类的书。我时常想，这些书如何还是这样畅销，得了两个缘故：一是长久的历史；二是普遍的分销。《千字课》对于第一点是不能和上列各书抗衡的；但《千字课》亦自有它的长处，尽可以和它们相抵，并可以胜过它们。但是第二点，很可以做我们推广平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我从前说过，如果《千字课》只能推销一百万部，就要算平民教育的失败。”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直到1926年初，才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组织了“平教会”分会。1926年9月，各地的平民学校教科书《千字课》的发行数目达到了三百六十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