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即1919年），应《时报·新思潮》之征，撰《教学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时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晓庄师范实验的当初，即提倡“教授、学习、实践的统一”（“教学做合一”），其实，在1922年时，这种理论就已开始萌芽了。
1919年春天，杜威来访中国之前，陶行知就写了一篇介绍杜威学说的短文。并把此稿寄给了《时报》“教育周刊”（3月31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员杜威先生，是当今的大哲学家，也是当今的大教育家。今年是先生的休息之期，他想要在这一年当中，到东亚来游历一番。现在已经到了东京，在帝国大学讲演。大约四月间就要到中国来，预备游历上海、南京、北京以及别的地方。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实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到东亚，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既然有这么大的关系，就不能不略为晓得杜威先生的历史。”
作了这一番叙述后，介绍了杜威的经历，进一步强调：“所以要知其人，必先读其书。”按年代顺序，列举了从《心理学》（1866年出版）到《平民主义教育》《实验的论理学》（1916年出版）等16部著作。而且认为凡是研究杜威教育学说的，都应该备来参考。又为教育界中的普通人，推荐了与教育关系最深的《平民主义的教育》《将来的学校》《思维术》《实验的论理学》四本书。
“我教育界的同志，对于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有想研究的么！如有，就须先读这四本书。等他到了中国之后，我再来介绍大家亲听他的言论。”[3]
前面已经介绍了进入民国后的几年时间里，教育杂志相继创刊。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年易名为《新青年》）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向青年包括教育界的青年知识分子广泛地介绍世界的新思潮，将民主主义翻译成为平民主义吸引了青年们。1919年2月，北京大学的大学生组成平民教育演讲团。胡适在1919年4月《新青年》上发表了《实验主义》的文章。另外，同年4月，《新教育》杂志还编辑了“杜威特辑”，登载了胡适、蒋梦麟的文章。
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来到上海，5月1日去北京。陶行知多次与胡适、蒋梦麟等随同杜威来演讲旅行。当时，“五四”运动正处于**。在杜威访问各省、市学校的过程中，为民众开办了夜校。把这些夜校取名为“平民学校”的例子很多。平民主义、平民教育的名声与杜威先生的名声一同在全国广为流传。
1921年12月，送杜威回国，迎接孟禄来访，中国教育改进社组成及开始工作。对此，教育界的朋友一定能体会“黄金时代”的到来。事后，陶行知这样回忆，在1923年夏天，成立了平民教育运动的全国性组织。陶行知在1924年至1925年，走访了全国各省市。即便是在合家团聚的旧历正月（春节）也没有回家，从这一点来看，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平民教育运动中去了。
在这些日子里，他反复地酝酿着“到农民中去”这一构想。
（四）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友们
在跟杜威学习教育学的留学生中，蒋梦麟是陶行知的师兄，1908年自费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之后，在1912年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以后，领导了介绍新教育思潮的工作。
除蒋梦麟、陶行知是杜威的弟子之外，胡适也是杜威的学生。胡适和陶行知同年、同乡，又是同学。胡适运用跟杜威所学的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的方法，在“五四”运动时期，成为文学革命和“国故整理”的倡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