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蔡元培在天津召开的初级教育人员的集会上，以《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为主题作了讲演。作为校长，蔡元培正在推进国立北京大学的改革，在当时的演讲中，他论述了托尔斯泰，列举了杜威，介绍了蒙台梭利。而且，谆谆告诫中国的教育要摆脱传统灌输书本的方式，要学习以儿童作为中心、鼓励实验的新教育。1919年，杜威访问日本之后，应北京大学的邀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杜威刚回国，保罗·孟禄也访问了中国。
孟禄用了约四个月的时间，视察了各省的初级、中等学校之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强调了中等教育改革。此时，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公布以“六·三·三·四”制作基本内容的“学校系统改革令”。
“诸君都敬佩杜威博士，就我自己的见解，遗憾的是博士的学说未能应用于实际。在学校中，仍然进行着讲义式的授课。杜威博士建立的所谓Learningbydoing的教授法只适用于中学，学生开始发现了学习的价值。现在，全国教育联合会正在提议采用新学制。但是，在学制改革中，我们不能就此满足，不要过分相信所采用的新学制。教育方法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那么，新学制恐怕也是无益的……”
1922年11月1日，为实施新学制，而制定了七条“标准”：
①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②发挥贫民的教育精神；③谋个性发展；④注意国民经济力；⑤注意生活教育；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多给各地方伸缩余地。
虽然科举制度已被废除（正式废除为1905年），但是，知识分子还残留着“读书人”意识的后遗症。学校教育要摆脱以书本为中心、讲义式授课方式并不容易。但是，另一方面，新教育的理论像水浸入砂地中去一样，慢慢地被沿海城市以及四周的教师们所接受。
有一篇文学作品，描写距国际性大城市——上海不远、乘船沿小河而进只需花四五小时的、江苏省的农村小学。作者是从事小学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教学经验的人。虽然是小说，但是，有的部分有较强的纪实性。时间大概是1918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夜，现摘录作品中老师的对话。
“以前的教育过分地依靠书本。教也罢，学也罢，都是文字。文字仅仅成了游戏的工具。把孩子们大好的时光都白白的浪费掉了。”“因为你专业是理科，不依靠文字也能行。文字之所以重要，大概主要是作观察记录或写报告什么的”“唉！我以前太注重记（背诵）东西。今后，更多地要使用在家乡耳闻目睹的材料。不能再死记教科书了。”[2]
老师们尽力地去创办“丰富学生们生活的学校”，为了改善孩子们的环境，首先，要着手开设学校农场。
在辽阔的国土上，可以说是最初进行的第一部分实验，以它所反映出来的动向作为背景，以重视生活教育作为标准的新学制得到了发展。
（三）迎接杜威、孟禄
作为杜威学生的陶行知，1917年秋回国后，马上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在他就任前后，南京高师开设了附属小学、中学，看到这种教育现状，首先，他巡视了附属学校的教室。不久，他在高师教务会议上递交了一个提案。其内容是废除“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他说：“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的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我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
之后，他作了这样的陈述，说他在教务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是1927年在晓庄师范的讲话）如果从南京高师的前辈、老教授们的角度来说，一定诚惶诚恐地听着一个27岁留洋青年的发言。仅就他个人的叙述来看，他是不是就学校情况进行考察之后，提出教育现状中存在着浓厚的旧习气这一问题还值得怀疑。攻击的焦点在于大学教授的“事大主义”和“权威主义”。
其后的经过，根据他自己的记述，有下面一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