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鲁迅“因为想起今年是儿童年，所以经常见到各种为孩子们玩的玩具。”看到上海商店中陈列的各种玩具到处都是旧态依然，花样很少，而在中国，让大人用的玩具实在是太多，可大人们考虑孩子的事情的时间却一点也没有。他写道：“因为明年不是儿童年，其情况也大致可以推测吧。”不过，由南京政府插手，官方的“儿童节”在城市周围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对孩子问题的若干关心。1936年《生活教育》登载了大学教授的如下发言：
“从成人的角度来说，小先生这种形式，在经济上一定是一种有效方法。但是，如果从儿童福利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一种完全变形的‘童工’制。扫除文盲的事业是所有能读书识字的‘识字人’应负的责任。除了小先生以外，不是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先生吗？……我们在不牺牲儿童自身福利的范围内，应该能够找更为彻底的方法。”[8]
这篇文章有一个副标题“来自某个小先生辅导员的回答”，反驳俞的见解，在紧接着的一期刊物上，发表了《俞子夷教授眼中的小先生》一文，这是“某个小先生的抗议”。
“俞教授认为在法律上，应该禁止在工厂劳动的‘童工’，难道这位大学教授不知道现在的法律掌握在‘小众’手中吗？将小先生说成是变形的‘童工’制。那么教授是反对小先生的啰。试问，小先生现在进行的抗×救国援助活动，教授也要反对吗？……”
在这个大学教授的言论中，大致反映了当时大学教授所代表的讲坛和知识分子，对陶行知倡导小先生运动以及领导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些看法。陶行知和同他一起活动的、超越了“老少”年龄界限的集团，与教授和部分知识分子们不同，他们充满了迫切的危机感。
一个小先生说：我们“现在进行抗×救国运动的援助活动，教授大概是反对的吧？”（×为原文）《生活教育》发表《小先生的抗议》的1936年夏天，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上海正处在“抗日救国”的漩涡之中。
“五四”时期，鲁迅从文学家的立场，提倡理解、指导、解放孩子。陶行知接受了鲁迅这种观点，在教育实践中，对教师和大人们，不厌其烦地呼吁要确信孩子的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这里能够编一个在中国革命中，“发现儿童”的谱系。
（四）生活教育社在抗战中
从1935年到1936年，小先生运动除东北、西北、西南等边境地区以外，扩展到沿海、内陆的各省市。
各地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这里具体地举广西省的情况作例子。广西省政府教育厅1933年创设“国民基础教育普及研究院”制定了“教育普及六年计划”。从1935年开始，全省二万四千个街区和村落，各设国民基础学校一所。在这一阶段，有急躁冒进倾向，存在着教员不足和师资培养等问题。1935年春，省教育厅决定采用小先生的方法，创立“互教共学”制度。生活教育社为了回答广西的实际需要，1935年春天，派成员实地考察。[9]
这里有一部潘一尘编的《小先生制》（1936年11月二版，上海经纬书局出版）。编者是广西国民基础教育普及研究员训练辅导部主任，1935年12月13日付印，有王洞若的序文，冯玉祥作封面题辞。
卷头是“全国小先生运动推动和赞助者”108名署名清单，记载此前有关的人名。
方与严（广西省政府教育厅，领导全省小先生运动）、张健（山海工学团团员，小先生的小先生）、方友竹即方明（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职员，领导流浪儿童工学团）。这些都是1934年1月陶行知提倡小先生制以来，在概括两年活动的基础上，在广西现场组织小先生，以解决教员的需求问题而表现突出的人，作为手册内容而编辑进去的，接受了陶行知的思想，并将其积极地活用于实地的“互教共学”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