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九一八”以后，一方面采取对日的妥协政策，另一方面反复对苏维埃区进行军事进攻。1934年春，南京的行政院接受教育部、内政部的提案，从这年开始，将4月4日定为“儿童节”。自这一年4月4日开始的一整年称为“儿童年”，各机构都要积极地考虑儿童的福利问题。这是官方“新生活运动”的一环。
陶行知在1934年1月28日，号召山海工学团周围的孩子们。召开“小孩子总动员大会”。在此，他提倡一年来反复实验的“小先生”制。而且，于4月4日，在工学团召开了“小先生总动员大会”。
1924年，他曾写道“今日的平民教育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声’。”在国民党统治下，为了普及教育，小先生是有力的方法。他与生活教育社的成员，在推进运动时，全国的公立小学当时究竟在让哪些儿童就学呢？他屡次谈到仅仅依赖公立师范这种官方形式培养师资，只是普及教育的梦想。在《生活教育》杂志的记事和陶行知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学龄儿童就学的实际情况。
1932年8月，内政部公布的人口数为四亿七千四百七十八万七千三百八十六人。
以这个数字为基础，如果按每年平均十人有一个学龄儿童来计算的话，那么学龄儿童总数约五千万。
1930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初等学校就学总数，为一千零五十九万九千四百二十四人。其中包括男生八百九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五人。女生一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三十九人。
由此可知，每百个孩子中就有79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无疑，女子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6]
“据教育部统计，全国学龄儿童总数为四千九百十一万，小学生有一千零九十四万，共需小学教职员二百四十五万。”
“另一方面，这一年的高中师范、乡村师范、短期师范的毕业生总数（1930年）只有二万三千四百零二人。还有那两亿的失学成人怎么办？如果一个人每天教两组，也需要二百五十万教师。二百四十五万小学教师和二百五十万民众教师，要多少年去培养？”（《攻破普及教育之难关》）
小先生运动正是以这种实际情况作背景而开始的。不仅仅孩子能够教孩子，而且还能够教大人。所谓“即知即传”。他苦口婆心地反复警告大家：不允许“知识私有”，大人和孩子都不要成为“守知奴”。
（三）小先生是变形的“童工”制吗？
“对幸福的孩子而言，每天都像在过儿童节，不幸的孩子们则每天流落街头擦皮靴，在郊外拾狗粪，空着肚子，穿着满是破洞的衬衫在寒风中发抖、被家长痛殴。饥饿、冻馁、被殴打等就是他们所接受的‘赠馈’。所谓儿童节，就是我们的大人们为所有不幸的孩子自觉更新的日子。”
这是第一次儿童节以来陶行知的观点。他看了上海各家报纸对儿童节当天情况的报道，提议明年应该要派记者到全国的农村，了解农村的孩子是怎样过这一天的。
像晓庄师范创办后的情况一样，各省、各县的教员和教育行政官员参观了山海工学团，下面是1934年夏天来访者与陶行知的对话：
“小孩子教人，我很赞成，但小先生这个名字未免有些矛盾。”
“何以见得？”陶问。
“先出世的是先生，后出生的是后生，后生跟先生学便是学生，小孩子既是后生，又称他为小先生，怎么说得通？”
陶说：“生是生活。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学生便是学过生活的人。先生的职务是教人过生活。在教育不普及的社会里，前一代的人的教育机会是被忽略了，被抹煞了，被剥削了。到了这一代他们是落伍了，小孩子倒赶在他们前面去，先过了新时代的生活。小孩子先过了这种生活，又肯教导前辈或同辈的人去过同样的生活，是一位名实相符的小先生。”[7]
